作者：吴相湘 日期：2014-05-07 11:43:50
宋教仁，字遁初，号渔父，是中国同盟会的重要领导人之一，又是民初国民党的创始人，在中国近代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1913年被暗杀于上海，终年31岁。本书作者既为传主同乡，复“伤英雄无嗣之凄凉”，特以30余年时光为此一为中国民主宪政牺牲先驱画像。全书“综合叙述与分析解释并重，对若干重要史实均力求提供新记录与新解释”，被视为海内外有关宋教仁研究的奠基之作。
作者简介：
吴相湘（1912-2007），台湾大学历史系教授，著名历史学家。早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曾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负责校勘《明实录》。抗日战争爆发后,投笔从戎,入国民党第九战区司令部工作,专事收集战争资料编纂战史，撰有《第三次长沙会战》等文稿。20世纪70年代，编著出版《第二次中日战争史》,最早记录了中国军民长期抗战的历史，也是学术界公认迄今为止，最为权威和优秀的抗日战争史著作。他根据故宫档案编著的《晚清宫廷实纪》、《清宫秘谈》,揭露数百年来紫禁城中隐踪秘事,很有史事价值。他引用英国、日本外交档案写成《孙逸仙先生传》,披露了大量国内书刊从未涉及的史料。他撰著的《民国百人传》、《宋教仁:中国民主宪政先驱》、《民国政治人物传》、《晏阳初传：为全球乡村改造奋斗六十年》等民国著名人物传记,开民国史研究之人物研究的先河。他研究历史注重以史料为基础,主编出版了一系列史料丛书,如《中国现代史料丛书》、《中国现代史丛刊》、《中国史学丛书》、《民国史料丛刊》、《乡村建设史料汇编》,为史学界提供了丰富而有价值的史料长编。他发表的大量史学论文,已辑成《近代史事论丛》、《历史与人物》等书刊出版发行。并著有长篇自传《三生有幸》。
目录：
自序
第一章求学时代之环境与背景
一经世致用学风之复兴
二讲求时务注意新学
三湖南自立自保之主张
四湖南留日学生刊行《游学译编》
五民族主义之教育与湖南自治论
六武昌文普通中学堂与革命风潮
七科学补习所与华兴会举义之失败
第二章日本六年
一《二十世纪之支那》与《醒狮》
二中国革命同盟会之成立
三革命建设基础在高深学养
四游说马侠与间岛问题
五同盟会之悲欢离合自序
第一章求学时代之环境与背景
一经世致用学风之复兴
二讲求时务注意新学
三湖南自立自保之主张
四湖南留日学生刊行《游学译编》
五民族主义之教育与湖南自治论
六武昌文普通中学堂与革命风潮
七科学补习所与华兴会举义之失败
第二章日本六年
一《二十世纪之支那》与《醒狮》
二中国革命同盟会之成立
三革命建设基础在高深学养
四游说马侠与间岛问题
五同盟会之悲欢离合
第三章对内政外交的主张
一对外关系之认识
二建设真正民权之立宪政治
三遵奉民生主义推行社会政策
第四章大革命爆发前后
一同盟会中部总会之组织
二长江上下游的奔走联络
三临时政府之组织
四袁世凯阴谋与宋之对策
第五章政党政治之尝试
一同盟会之团结与改造
二不恋权位只重政见
第六章为民主宪法牺牲
一国民党之组织
二孙黄北游之前后
三国会议员选举与大政见
四盖棺论不定
引用史源及重要参考资料
一、宋氏本人著述
二、同时人著述
三、手写本及档卷
本书作者既为传主同乡，复“伤英雄无嗣之凄凉”，特以30余年时光为此一为中国民主宪政牺牲先驱画像。全书“综合叙述与分析解释并重，对若干重要史实均力求提供新记录与新解释”，被视为海内外有关宋教仁研究的奠基之作。
第一章求学时代之环境与背景
宋教仁，中国现代史上一伟人也，其人之重要性，不仅由于彼为中国革命同盟会之主要组成分子、中国同盟会之发起人；更由于彼能以实际之行动，力求促进中国政党政治之正轨，虽所志未遂，遽以身殉；然其主张，迄今固仍为中国人奋力追求之目标，国父孙逸仙先生尝谓：“宋氏乃为中国宪法而牺牲之第一人”［1］，诚为符合历史之的论。
宋氏出生于湖南省桃源县。湖南民性自古坚忍慓悍，操之过激，铤而走险，语云：“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盖其明证。降及近代，曾国藩即利用此特性创立湘军，以一省系天下之安危，转移举国之风气，其事固有足多者，桃源则与陶渊明《桃花源记》同为中国人士所熟知，山明水秀，溪回曲折，优美之自然环境，对于生于斯长于斯之宋氏，自不能无其影响。虽然宋氏尝有言曰：“吾则沅湘间产也，地近江浦，犹念曾国藩、左宗棠者起自布衣书生，而能摧陷大敌，人奉为宗，其是非亡足论，观其识度，无忝于英雄，其民又乐为之致死，岂其风烈遂粲于今?!”［2］是湖南强悍之民风与曾国藩辈倡导之经世致用之学术环境，对于宋氏思想与事业之感召，显然更甚于前者。
一、经世致用学风之复兴
经世致用之学原为中国文化之正宗，孔子曰：“士，任重而道远。”固慨乎其言矣。北宋范仲淹秀才先忧后乐之呼吁，益振醒知识分子之责任感与自尊心。同时司马光纂辑《资治通鉴》复为经世致用学者订一重要典范。不幸南宋以降，士大夫痛国家之多难，慷慨激昂，转多虚憍之论。历经辽金元三朝，中国知识分子遂遭遇空前之迫害，明初复创八股制艺以束缚读书人之思想，又用廷杖诏狱以凌磨士大夫之尊严；致使当时士人唯有逃避现实。逮朱明覆亡，顾亭林诸氏奔走呼号，力倡“行己有耻，博学于文”，痛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始为经世致用之学开启一新途径。
宋教仁传然时值满清入主中夏，固绝不愿见此种学风之滋长，且为巩固其统治权，更复变本加厉，以摧残之、压迫之，文字狱之繁兴，博学鸿儒科之创立，四库全书馆之设置，交相为用，务使士大夫无法冲破种种网罗，如不入我彀中，即自屏于政治之外。雍正乾隆时，达官自刻奏议，往往得罪，记清代名臣言行者亦犯大不韪，于是文人著书立说，多不涉当世之务，繁琐考证之风特盛，固士气消沉已极之明证。逮嘉庆朝，仁宗天资长厚，略变两朝箝制之意，历二十余年之久，后生新进，顾忌渐忘，稍稍有所撰述，虽未必即时刊行，然能动撰述之兴，即其生机已露也。至道光初叶，则时事之接触，切身之患，不得不言者有盐务、河工、漕运三大端，议论蜂起，贺长龄、魏源竟汇而刻之，命名《皇朝经世文编》，于道光六年（1826）行世。［3］未几，海警渐动，士大夫急欲周知外事，疆臣又为之倡导，道光二十四年（1844）魏源纂辑之《海国图志》梓行，是为中国近代士人综合中外资料所为知己知彼之第一部著作；而其先一年，何绍基、张穆创建顾亭林祠于北京广宁门内之慈仁寺，岁举祀事。有谓此为中国近百年世运之关键者。［4］以今论之，要非过甚其词。
盖学风士习从此丕变，士大夫一反前此空疏逃禅之积弊，而秉持亭林之诏示，振经世之绝学，身体力行，见诸行事，曾国藩则其代表焉。观乎曾氏服官京师，尝读书于顾氏祠侧，对于亭林极尽向往之诚，创立湘军又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作号召，用儒生为统将，募农夫充行伍，士人匹夫均因此毅然有守先待后舍我其谁之壮志，湖南全省之义声震天下，遂使举国之人咸知引国事为己任，民权之得伸，自此始也［5］；而其传刻《王船山遗书》，民族大义因之流播益广，有谓曾氏言行即为辛亥革命肇端者［6］。宜乎宋氏誉之英雄，今人谓近百年世运之关键有在也。
宋氏出生于1882年，其时曾国藩已早殁，自不能望见丰采，然流风余韵固犹盛传于洞庭衡岳间，且湘军仍肩天下之重任，旌旗声威正远及天山南北，所谓“无湘不成军”，尤为三湘人士常引以自豪者。宋氏自幼即喜闻当时事，尤喜谈兵，尝嬉戏簿诸邻儿名氏，呼集山阿，树巾为旗帜，自登磐石上指挥部勒之［7］，是环境影响使之然也。
虽然，世变日亟，国难益殷，对于宋氏之新刺激亦更加甚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