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培忠 日期：2014-11-26 00:40:48
张竞生(1888－1970)，原名张江流、张公室，广东饶平人。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思想文化界的风云人物，是哲学家、美学家、性学家、文学家和教育家。昔年加入同盟会，被孙中山委任为南方议和团首席秘书，参与南北议和谈判。民国第一批留洋(法国)博士，1921至1926年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三四十年代在粤东山区开公路、育苗圃、办农校，开展了轰轰烈烈的“乡村建设运动”，时有“南张北梁”(北方是梁漱溟)之称。率先提出计划生育，首倡爱情大讨论，征集出版《性史》，毁誉参半。生平著述与译作甚丰。
本书为中国作家协会2006年重点扶持作品及国家“十一五”规划文化发展项目。作者以精微的辨析、生动的文笔揭示了张竞生惊世骇俗的人生际遇和浴火重生的心路历程，展现了中国现代知识分子超越世俗、超越时代、追求真理、追求卓越的另一种生存姿态。
作者简介：
张培忠，1965年10月出生，广东饶平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曾任小学教师，杂志编辑，现供职于中共广东省委组织部。已发表小说、评论，报告文学等作品100多万字，著有报告文学集《人比月光美》和文学评论集《批评的实验》，曾获得南方日报社举办的报告文学征文优秀奖第一名等多
目录：
孤独的寻梦人/陈平原
楔子
第一章混沌初开
一、待诏山下
二、月光少年
三、童试落第
四、琴峰书院
五、珠江浪涌
六、黄埔风潮
第二章从晚晴园到总统府
一、追随孙中山
二、父亲的礼物
三、谋救汪精卫
四、阁楼上的风景
五、军中马前卒孤独的寻梦人/陈平原
楔子
第一章混沌初开
一、待诏山下
二、月光少年
三、童试落第
四、琴峰书院
五、珠江浪涌
六、黄埔风潮
第二章从晚晴园到总统府
一、追随孙中山
二、父亲的礼物
三、谋救汪精卫
四、阁楼上的风景
五、军中马前卒
六、南方议和团首席秘书
七、稽勋留学第一人
第三章从巴黎到里昂
一、在赴法邮轮上
二、左岸：哲学会晤处
三、留法学生会与华法教育会
四、留学时代浪漫史
五、异方情操
六、探究卢梭的精神世界
第四章从金中到北大
一、首倡节育
二、与孙中山谈系统论
三、金山顶上
四、败走金中
五、受聘北大
第五章京华岁月（上）
一、革命本色
二、风生水起
三、爱情定则
四、论辩姻缘
五、风俗调查
第六章京华岁月（下）
一、性学先驱
二、美治主义
三、情人政治
四、读书之争
五、《性史》风波
第七章沪上恩怨
一、别鹄离莺
二、《新文化》始末
三、美的书店盛衰
四、“三大文妖”与性学论战
五、烟霞洞系狱
第八章颠沛流离
一、二度旅欧
二、伟大与怪恶
三、担任实业督办
四、义助赛金花
五、梅开三度
第九章乡村建设
一、主编经济月刊
二、率领民众抗日
三、创办饶平农校
四、筹组中国农民党
五、烽火旧寨园
第十章大时代的小学生
一、南大学子
二、随风飘逝
三、鬻文为生
四、最后的情人
第十一章废墅残阳
一、劫后重逢
二、学问无穷尽
三、厂埔书简
后记
附录
一、张竞生大事年表
二、张竞生作品
目录：
三、张竞生研究著作
四、本书参考书目第五章京华岁月（上）
一、革命本色
“五四”前后的北大，是学术研究的重镇，革命思潮的中心，还是传播马列的前驱。置身在这个大时代的漩涡中，张竞生不是只满足于当一个“两脚书橱”，也不是随波逐流与世沉浮，作为一个先进的知识分子，他有着自己的学术追求，也有着自己的政治主张。
从讲授《普遍的逻辑》开始，张竞生逐渐成了北大红楼授权圈里引人注目的角色。1918年夏天，沙滩的四层红楼落成，北大文科和图书馆迁入新址办公，新的图书馆开辟了六门阅览室，21间藏书库，整整占了新楼的第一层楼。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李大钊想方设法筹集资金，大量购买新书好书，亲自制订借阅、阅览制度，使图书馆成为传播新知识、宣传新思想的场所，也成为文科教授互相交流、新旧人物角力交锋的地方。
李大钊的主任室就设在红楼东南角上的两间房子里。张竞生上完课后，必来这里盘桓一番，看看又来了些什么新书，或者有哪些书需要请图书馆购买的；更多的时候则是与李大钊就当前的时局或者正在研究的问题展开讨论和切磋。
张竞生与李大钊可谓一见如故。刚到北大任教不久，张竞生为了备好“孔德学说研究”这门功课，到图书馆寻找孔德的社会学方面的著作和相关资料。在《少年中国》杂志上，张竞生读到了李大钊刚刚发表在该刊的文章《自由与秩序》，作者指出：“社会的学说的用处，就在解决个人与社会间的权限问题。凡不能就此问题为圆满的解决者，不足称为社会的学说。”“我们所要求的自由，是秩序中的自由；我们所顾全的秩序，是自由间的秩序。只有从秩序中得来的是自由，只有在自由上建设的是秩序。个人与社会、自由与秩序，原是不可分的东西。”社会学是一门新兴的科学，在中国对这门学问进行研究的人，更是凤毛麟角。没想到这位图书馆主任对社会学有如此深刻的见解。张竞生由读文而想见其人，遂到隔壁主任室与李大钊认识、攀谈。
初次见面，互道久仰。李大钊穿着一套普通的布长衣，中等身材，体魄强壮，给人一种踏实诚恳的感觉。张竞生对李大钊在这么短的篇幅中把自由与秩序这个社会学的大问题阐述得如此透彻表示佩服，李大钊谦和地笑了笑，称那只是一篇不值一提的小文章而已。
由一篇短文说开去，两人竟然有许多共同的兴趣和话题。他们在留学时代都关注过人的精神解放与自由问题，都曾专门研究过社会学问题，也曾专门研究过妇女问题。李大钊在日本早稻田大学学习时，第一次阅读了日本学者幸德秋水翻译的日文版《共产党宣言》，初步认识到共产党人可以用一句话把自己的理论概括起来，就是消灭私有制；而张竞生在法国里昂大学做博士论文时，曾深入研究过卢梭的《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其基本思想是社会不平等及人对人的剥削，都与私有制有关。这种共同的话语基础使两人越谈兴致越高，彼此都颇有知音之感。李大钊和颜悦色的笑容，讲话时缓缓地一句接一句的北京口音，给张竞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然而，李大钊更多的时候是一位充满激情的战士。在此之前，他曾经发表了令人热血沸腾的著名演说《庶民的胜利》和《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他领导了波澜壮阔的五四运动。1920年3月，他与邓中夏等人发起组织“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建立了一个专门收集马克思主义理论书籍的小图书室，名字叫“康慕尼斋”，即英文“共产主义”的音译。这是中国第一个共产主义研究会，在它成立的时候，李大钊曾与国际共产主义组织取得了联系，列宁给予了支持，并派共产国际代表魏金斯基专程前来中国，与李大钊等人讨论在中国建立无产阶级政党的问题。曾任北大文科学长的陈独秀从上海写信给在北大图书馆工作的张申府，请他征求李大钊对党的名称的意见，李大钊复信给陈独秀说，共产国际的意思是“就叫共产党”。
这样，南陈北李一锤定音携手创建了中国共产党，并于1921年7月在上海召开了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一年前还在李大钊手下任图书馆管理员、日后将改变中国命运的青年毛泽东成为十三个代表之一。1921年11月17日，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在北京大学公开成立后，吸收了许多进步青年参加，也有不少无政府主义者、空想社会主义者赞成马克思学说，张竞生就是其中之一。
1922年3月，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定于这年4月4日在清华大学召开第11届年会，讨论所谓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发展问题。这一消息激起北京知识界的强烈反对。3月21日，北京各界人士李大钊、刘复、陶孟和、邓中夏、谭熙鸿、张竞生等发起非宗教运动。
此事由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干事会出面召集，实际主持与组织者为中共北京大学支部诸同志，直接领导者是李大钊。张竞生原来就是同盟会员，搞革命并不陌生，他密切配合李大钊，印发《发起词》，在校内外号召大家签名。《发起词》指出，人是由猿经过劳动生活自己创造的，世界上并没有上帝和天神，宗教迷信起源于原始社会人类知识不足，对自然界一切事物变化不能认识，而统治阶级为了便于统治人民，便故意张大天神的作用，利用宗教来愚民，那些教主，则是统治阶级的帮凶。人们信教只是满足一种幻想，自欺欺人，而传教的人，如和尚、方丈、牧师、神父等，更是借此混饭吃，从事不劳而获，过剥削享受的生活。所以，耶稣教是帝国主义侵略落后国家和民族的工具，传教士是侵略的先锋队。我们为尊重科学、破除迷信，提高自信力、保持国民人格、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力图自强自治起见，决定发起非宗教运动。我们非宗教的最后目的，是笃信科学，尊重人们的自觉，拒绝帝国主义者的愚弄、欺骗，反对他们的侵略，要求自主、独立。极力铲除依赖性，铲除靠天、靠上帝、靠外国人帮忙的奴隶思想，力求自力更生，自求多福，加强四万万人民的觉悟和团结，争回已经丧失的领土主权，做一个有理智没有迷信，头脑清爽，自由自在和自信的国民。努力钻研科学，追求真理，为广大的人类造福。使四万万同胞从迷信中解放出来，向新的、民主的、自由的社会前进。凡赞成这个运动者请签名并广为宣传。
传单一出，应者云集。北京各大专中学教职员工、国会议员、普通市民等二百多人参加了签名，社会各界积极响应，北京《晨报》、《京报》以较大篇幅报道了消息，一些刊物发表了专论进行宣传；李大钊等人还发表文章、召开演讲会揭露了宗教违背科学的实质，批判了宗教麻醉人们灵魂的消极作用。但也引起一些帝国主义报纸如《顺天时报》、天津《庸报》等著论攻击。周作人、钱玄同、沈兼士、沈士远、马裕藻等北大五教授则发表了《主张信教自由宣言》，由周作人打头阵，明确表示反对非宗教同盟运动。陈独秀马上发表文章予以回击，引发了周、陈之间的论战。
非宗教同盟并不因为知识界出现严重分歧而停止活动，相反却以更大的声势发动群众参与。同时，北京青年还成立了非基督教同盟，不久，又并入非宗教同盟。该同盟以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为骨干，广泛联系北京各学校的师生和学术界的知名人士，会员很快发展到三千人以上。1922年5月10日，非宗教运动大同盟成立大会在北京大学第三院隆重召开，到会者达五百多人，是近年来参加人数最多的一次民间团体会议。会议由范鸿主持，会上大家发言十分踊跃，张竞生也作了主题发言，呼吁大家团结起来，扫除宗教的毒害。
经成立大会推定，李大钊、李石曾、邓中夏、谭熙鸿、张竞生、刘仁静等十五人为干事，负责日常事务，推动活动的深入开展。在李大钊、邓中夏、张竞生等的指导下，上海、汉口、天津、长沙、成都等地都设立分会，有些地方组织撰文或演讲，批判基督教及其他宗教，有些地方举行示威游行与罢课等活动，对宗教进行有力的打击。当然，这次非宗教同盟运动，实质上仍是以一种科学的新宗教反对传统的旧宗教，其激烈的批判言论，可以说反迷信有功，反宗教乏力，那种非此即彼的简单判断不无偏颇之处，但正是在这种共同的战斗中，张竞生与中国共产党人进行了亲密的合作，与李大钊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这段时期，知识界表现得相当活跃。北方战争的硝烟初散，直系军阀控制了北京政权，宣布恢复旧国会。恢复的旧国会宣言要制宪，北京各界人士，特别是知识界人士认为要把握机遇，利用制宪的时机，在宪法上明确地规定人民的权利和自由，包括集会、结社、言论、出版、游行示威和罢工之自由。这些有识有为之士迅速在北京发起组织“民权运动大同盟”，进行广泛的争取民权运动。发起人为国会议员李石曾、王法勤、王用宾、胡鄂公、焦易堂和北京大学教授李大钊、张竞生、王世杰、高一涵、皮宗石、周鲠生、马叙伦、黄侃、马裕藻，以及北大学生邓中夏、杨钟健、黄日葵、朱务善、范鸿、高君宇等。
1922年8月24日，民权运动大同盟在北京烂缦胡同湖南会馆举行成立大会，出席会议的代表有四百多人。大会在发表的宣言中指出，全国教育家、学生、劳动者和妇女们所受痛苦的来源，简单地说，就是无法律的保障。最大多数的劳苦人民，宪法上剥夺了他们的选举权，所以他们没有申诉疾苦的地方，只好活活地饿死苦死。
因此，争取民权运动的四大标的是：集会、结社、言论、出版有绝对自由权；普遍选举；劳动立法；男女平权。规定该会的宗旨为“伸张民权，铲除民权的障碍”。决定创办《民权周刊》，经费由李石曾等捐助。大会最后选举张竞生为主席，选举李大钊、李石曾、邓中夏、胡鄂公等十五人为执行委员。
民权运动大同盟成立后，张竞生一方面认真授课，一方面积极开展民权运动工作。他在李大钊的大力支持下，首先与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中华全国总工会的前身，成立于1921年8月11日，是中国共产党公开领导工人运动的总机关）联合，发起劳动立法运动，拟定劳动立法大纲十九条。又联合北京学联向国会请愿，由李石曾出面，招待宪法起草委员会委员，陈述大同盟主张；由张竞生、邓中夏、范体仁等分别撰写文章在北京《晨报》、《京报》及《民权周刊》上发表，张竞生还与邓中夏到丞相胡同《晨报》编辑部研究宣传民权，掀起民权运动，为劳苦大众与工人阶级争取权利和自由奔走呼号，不遗余力。同时，发起取消治安警察法运动，由高一涵撰文列举治安警察法对人民集会、结社、言论、出版及示威游行等的无理限制是违反“约法”，不是“民国”应该有的“恶法”，要求废止；为了互为奥援，作为大同盟主席，张竞生还亲自出面，商同学联对此举办示威游行，向黎元洪递上请愿书，要求废止此法。
在李大钊、张竞生的努力下，许多进步团体配合国内革命形势，在促进人们的觉醒，推动民众的爱国运动等方面起到了推波助澜的重要作用，也为揭露战争的残酷，阻止各方军阀的恶战起到了动员宣传的作用。
1922年5月9日，孙中山在广东韶关誓师北伐，前锋直指江西，准备北上讨伐非法总统徐世昌，实现统一全国的计划。此时的直奉战争已迫在眉睫，再加上南方的孙中山和长江下游的皖系势力，一场全国性的军阀混战将一触即发。经年不息的兵连祸结，使哀哀无告的黎民百姓长期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国事蜩螗，生民涂炭，引起了那些有着良知良能的知识分子的深深忧虑和严重关切。为避免再发生战事，解生民于倒悬，6月3日，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暨北京大学教职员向全国发出专电，吁请孙中山与徐世昌同时下野。电文如下：广州孙中山先生及非常国会议员诸公钧鉴：自六年间国会非法解散，公等与西南诸首领揭护法之帜以广东为国会自由召集之地点，中间受几多波折，受几多阻力，而公等坚持不渝，以种种手段求达护法目的。开非常国会以抵制北方非法国会，选举总统以抵制北京非法总统之武力。虽有此种手段为诟病者，而公等坚持如故，固以为苟能达护法之目的，无论何种手段不妨一试，且正维公等用此种手段，使全国同胞永久有一正式民意机关之印象，故至今日而克有实行恢复之机会。公等护法之功永久不朽，当为国民所公认。
乃者，北京非法总统业已退职，前此下令解散国会之总统，已预备取消六年间不法之命令而恢复国会，护法之目的可谓完全达到。北方军队已表示，以拥护正式民意机关为职志。南北一致，无再用武力解决之必要，敢望中山先生停止北伐，实行与非法总统同时下野之宣言，倘国会诸君惠然北行，共图国家大计，全国同胞实利赖之。
蔡元培等二百余人叩此电一出，举国哗然。章太炎、张溥泉（即张继）旋即发表《章太炎张溥泉关于时局之宣言》，通电反驳蔡元培，表示“不驱逐北洋驻防军不止，断不苟且顺从，草间偷活也”；施承谟则严词诘责蔡元培，称蔡等“阻挠义师，令人齿冷”，“若复妄发谰言，淆惑观聪，是重取辱也”。
这篇引起轩然大波的通电，就是由张竞生在北京大学的小红楼里草拟，以蔡元培、胡适等二百多人的名义发出的。据胡适1922年6月2日的日记记载：“今晚席上蔡先生（即蔡元培）提起孙中山的问题，他想邀在座各党的人同发一电劝中山把护法的事作一个结束，同以国民资格出来为国事尽力。席上诸人因往日党派关系多怕列名，我劝蔡先生拟稿即发出，即邀李石曾、张竞生等列名，以友谊劝他。蔡先生说今天本是石曾、竞生发起此议，他明日即发电去。”
吾爱吾师，但吾更爱真理。作为一个具有现代意识而又特立独行的知识分子，在理智与情感的天平上，张竞生选择了前者。毋庸讳言，孙中山是张竞生的引路人，是先生引导他走上了革命之路，也是先生鼓励他走上了留洋之路，先生对他恩重如山。他当然是爱先生的，但君子爱人以德，他深信先生始终是以民族大义国家利益为皈依的。当初，他在先生的领导下参与南北议和，当孙中山先生提出如果袁世凯能使清帝逊位，他将虚位以待，让袁世凯当总统，那时他们一班人是表示强烈反对的，但先生不为所动，一诺千金，不负国民，以成共和。先生从来就不是一个贪恋权位的人。如今，十年过去了，民国已不复当年的民国，而是满目疮痍，江河日下。
在此兵荒马乱，民不聊生，国家四分五裂的时候，他觉得有责任向中山先生进言，以息战事，以利民生。于是，他决定联络有识之士，一起劝告孙中山先生停止北伐，并与非法总统徐世昌同时下野，以还政于民。他把这个想法告诉了在法国留学时亦师亦友的李石曾，李石曾十分赞成，但感到单靠他们两人仍是势单力薄，必须找一个更有号召力的人来登高一呼，造成声势。他们不约而同地想到了校长蔡元培。事实上，5月13日，蔡元培、李大钊、胡适等十六名教授、学者已在《努力周报》发表了《我们的政治主张》，提出把建立一个“好政府”，作为现在改革中国政治的最低限度的要求。现在，李石曾、张竞生又有此动议，正好与他们的主张遥相呼应。三人一拍即合，随即分头行动。张竞生着手草拟电文，蔡元培、李石曾则在当天的聚会或宴会中广为联络，动员大家列名联署。
以历史的眼光来看，蔡元培、李石曾、张竞生的联名通电，不过是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一厢情愿的书生之见。从改良主义的立场出发来观察中国的问题，无论是北方的皖系、直系、奉系等军阀，还是孙中山依赖的南方各省军阀，都不可能用武力实现中国的统一，结束南北之间的战争，所消耗的都是国家的财力，而最终受害的都是人民。因此，他们既反对北方各派军阀武力统一中国，也不赞成孙中山为护法而诉诸战争，希望通过和平谈判，求得双方妥协让步，来解决南北之间的争端。这就是蔡元培、张竞生等书生之见的可敬之处，也正是其幼稚之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对惯于穷兵黩武的军阀，要求他们主动放下屠刀，无异于与虎谋皮。历史又一次证明孙中山的先知先觉和不屈不挠。尽管连遭失败，他仍屡仆屡起；尽管横遭物议，他仍泰然处之。
就在张竞生起草、蔡元培领衔致孙中山的专电发出半个月后，广东政局发生激变，陈炯明公然叛变革命，炮轰总统府，危害孙中山。
孙中山在卫兵的护卫下避过叛军的枪林弹雨，逃离广州，安抵上海。
此次事变，举国为之震惊，政局之复杂，绝非书斋里的教授们可以预料。事隔多年之后，汪精卫旧事重提，尖锐地指出：“当5月间，陈炯明免职之后怀怨望，犹不敢为乱，及得蔡电，始借辞发难，有6月10日炮击观音山之变。”把陈炯明作乱归因于这封电报，显然是过甚其辞，但所造成的消极影响也是不可低估的。因此，蔡元培、李石曾、胡适等都感到在政治上碰了壁，张竞生内心更感到惴惴不安，他为先前的幼稚而惭愧，也为先生的安危而牵挂。恰好此时李大钊赴上海探望处于困境中的孙中山，谈论两党合作之事。张竞生得知李大钊将往上海，特地请他转达对孙中山的歉意和问候。
在上海，孙中山多次会见李大钊，也单独会见陈独秀，对怎样开创中国革命新局面，以及国共合作等问题，进行深入的讨论。孙中山诚挚地希望李大钊等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帮助他改组国民党进而振兴中国革命。数天后，李大钊、陈独秀等由张继介绍，由孙中山亲自主盟，以个人名义加入了国民党。
李大钊返回北京后，张竞生专程到文华胡同24号一座普通的三合院探访李大钊。在客厅兼书房的西厢房里，李大钊客气而亲切地接待了张竞生。李大钊兴奋地向张竞生谈论此次在上海会晤孙中山的情形。上一年底，李大钊曾陪同受列宁派遣到中国工作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和民族殖民地委员会秘书马林第一次会晤了孙中山，这番再次相见，两人“畅谈不倦，几乎忘食”。李大钊体贴地说，孙中山先生对蔡元培、张竞生等要求他下野的电报并不介意，相反，经此事变，他对中国社会各界有了更深的体察。在与李大钊推心置腹的倾谈中，孙中山的革命思想发生了很大变化，开始认识到要想革命成功，仅仅依靠少数地方军阀是行不通的，必须向苏联学习，与共产党联合，走民众的道路。
孙中山成了李大钊和张竞生谈论的中心，两人越谈越投契，不觉已到午饭的时间。李大钊邀请张竞生在李家便饭，张竞生也不客气，爽快地答应了。李大钊便引着张竞生来到中间的餐室，刚刚落座，李大钊夫人赵纫兰大姐就捧出来一盘热气腾腾的北京普通馒头，两人意犹未尽，边吃边谈。赵纫兰大姐又陆续上了两个素菜和一碗蛋花汤。饭菜虽然简单，但谈话的内容却愈发丰富了。这时，桌上的饭菜似乎成了他们谈话的道具，李大钊一边掰着手中的馒头往嘴里送，一边恳切地邀请张竞生加入中国共产党。李大钊认为，在非宗教同盟运动与民权运动大同盟中，张竞生的成熟表现及其与自己的默契配合，实际上已经发挥了一个党外布尔什维克的作用；再说，张竞生是老同盟会会员，虽未转型为国民党员，却也是理所当然属于国民党阵线的，目前，已有部分共产党员以个人的名义加入到国民党，国共合作已是迫在眉睫的事情，于是，他十分愿意介绍张竞生加入中国共产党，并肩战斗，共赴战场。
张竞生骨子里是一个自由知识分子，对于社会责任，虽也有所担当，但却更重视个人的价值取向和自由发展。因此，尽管心里感激李大钊的信任，表面却不置可否。沉吟了一会儿，张竞生郑重地对李大钊说，如果能答应三个条件，他可以考虑加入中国共产党。
李大钊眼睛一亮，满怀期待地说：“什么条件，你尽管说。”
张竞生：“第一，党的名称定名为‘中国共产党’，不要叫‘中国苏维埃’，如果定名为后者，带有明显的殖民地性质。”
李大钊：“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去年正式建党时，就已明确定名叫‘中国共产党’。”
此时，中国共产党正在创建的初始阶段，并且处于秘密状态，因此连张竞生这样的政治活跃分子也不太了解内情。
张竞生继续说：“第二，在新疆创立根据地，进可逐鹿中原，败可退守苏联，这样党可处于进退自如的地位；第三，派遣党员到军队中任职，一俟时机成熟，里应外合，发动兵变，掌握政权。”
李大钊对张竞生富于远见的建议深表赞许，表示要与党的领袖和苏联代表商量反映张竞生的意见。李大钊始终感到张竞生人才难得，因此没有放弃对张竞生的争取。
席上，没有大餐，没有饮酒，但两位知心的同事兼战友却感到滋味无穷，欲罢不能。
这时，赵纫兰大姐斟上了两杯淡茶，李大钊和张竞生以茶代酒，郑重其事地碰了杯后，一饮而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