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静冈县伊豆半岛的山庄里那飘亮的住宅内只住着两个人，小 说的女主人公数子和她的母亲。老夫人可以说是日本最后一个贵妇人了。小说以数子第一人称的口吻回忆道：“我们离开东京西片町的家来到这伊豆的中国式的山庄里住下，是日本无条件投降后的12月初。父亲死后，我家的生活全靠和田舅父的关照，他已是母亲的唯一亲人了。战争结束，世道变了。和田舅父对母亲说：‘现在除了卖掉这房子，别无其它办法。把家里的佣人散了，你母女二人到农村买所漂亮房子，安静地过日子吧。’关于钱财之类的事，母亲毫无办理能力，在这方面，她都不如一个孩子。所以，这一切都委托舅父办了”。就这样母女二人开始了伊豆山庄的生活。然而生活并不安静，母亲病倒了。这个贵族之家，已经开始没落。由于数子不慎，发生了一次火灾，幸亏未酿成大祸。数子到各邻居家里去道歉，实际上已经没有了贵族小姐的身价。这次火灾以后，数子尽心地作起农田里的事情，她渐渐变成了一个干粗活的村妇，而母亲病得越来越纤弱。母女二人向着相反的两个方向发展。太平洋战争开始的时候，数子的弟弟直治就被征去，派到海外作战了。直治至今下落不明，生死未卜。一天，他突然回来了。直治是个爱好文学的青年，他厌恶自己的贵族家庭出身，为了忘记这样的家，为了对周围的一切视而不见，他除了吸毒以外，别无他法。还在直治应征入伍前，他已经吸毒成习。还在6年前，数子为制止弟弟吸毒，曾去找过他的文学师傅小说家上原二郎。数子已是结了婚的人，恰好在她见上原的这一年离了婚，怀的孩子也因死胎流了产。直治回来后，数子给上原写了一封信，这是一封情书，尽管这时上原已经有了妻室。数子在情书中表示，愿给上原作妾，愿为上原生儿育女，愿作上原孩子的母亲。数子的信未得到上原的回音，她要到东京去直接见他。这时母亲病危了，她患的是肺结核，不治之症。在秋天的黄昏时分，日本最后一个贵妇人死去了。临终时，身旁有数子和直治二人。母亲脸色蜡黄，薄薄的嘴唇含着幽静的微笑，看上去很象圣母玛利亚。母亲死后，直治依然同上原一起鬼混，放浪形骸，过着颓废的主活。而数子却在寻找自己的新生活，为此开始奋斗。她并不沉溺于悲哀，但奋斗目标也不是去寻找新的伦理观念，因为这个辞太虚伪了。她所寻找的只有爱情。一天，直治把一个舞女模样的人领到家里来过夜，数子便借机离开了家，她到东京去找上原。上原不在家。妻室说，他同朋友喝酒去了。数子走了几家酒谊，终于找到了上原。这上原同六年前比判若两人。头发虽同从前一样的蓬乱，但已变稀变焦。脸色发黄，眼圈发红，前齿脱落，后背隆起。坐在酒店的角落里，活象一只衰老的猿猴。数子就同这人一起走出酒店，晚上二人在上原找的住处过了一夜，实现了数子的愿望。天明时，数子望了这人的睡脸，那是一张马上就要死去的面孔。就在这一天的早晨，直治在伊豆山庄自杀身亡。直治在遗书中写了他自杀的理由：“生在贵族家庭，我们究竟有罪没有？总之，只要生活在这样的家庭里，我们就永远象犹大一样，一生都在不安、羞愧和罪孽中度过。为此，我感到实在难以生存下去。”此外，直治还向姐姐坦白了一件事，就是他爱着上原夫人。关于上原二郎的人品，直治写到，与其说他是小说家，莫如说他是个喝大酒、生活放荡的投机商人。数子料理完直治的后事，又开始了新的战斗。数子又给上原写了一封信。这封信，便是小说的结尾。在信中她告诉上原，那夜她怀了上原的孩子，她在信中说：“至此，我已经驱除了旧的道德观念。现在，我要同将出生的孩子一起，进入第二阶段、第三阶段的战斗。养育好我所爱慕的人的孩子，就是我道德革命的完成”。
太宰治（1909—1948），日本战后新戏作派代表作家。生于清森县北津轻郡金木村的一个大地主家庭。本名津岛修治。太宰治的创作生涯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前期是1932至1937年，这是左翼运动被镇压的时代。著有短篇小说集《晚年》（1933～1936），共收入了40篇，这些短篇都充满了青春时期的热情，多角度地反映了作家自己的主张和内心世界。此后又发表《虚构的傍徨》（1936）、《二十世纪的旗手》（1937）等作品。中期是1938至1945年。著有《女学生》（1939），获第四届北村透谷文学奖。此外尚有《童话集》（1945），发挥了作家奔放的想象力。后期是1946至1948年，一般认为，太宰治的后期创作最有成就，战争刚结束，他就发表了《潘朵拉的匣子》和《苦恼的年鉴》等小说，提出了追求“丧失了一切，抛弃了一切的人的安宁”的观点，以农本主义的幻想批判战后虚伪的文人骚客。在他战后的作品中，短篇《维荣的妻子》（1947），中篇《斜阳》（1947）、《丧失作人的资格》（1948），被认为是最优秀的代表作品。 这些小说发表后，无不引起巨大的反响。《维荣的妻子》写一个出身贵族、生活堕落的诗人及其妻子自甘堕落以示对社会道德的反抗。《斜阳》反映了战后贵族后裔的社会地位日益衰落，荣华显耀的时代已付诸东流的主题。《人间失格》是太宰文学最杰出的作品，取材于作者自己的生活经历，写一个性情乖僻的青年知识分子，饱尝世态的炎凉，绝望之余沉湎于酒色，最后自己毁灭了自己。从一定角度揭示了现代日本社会人的异化问题。1948年6月13日太宰治因对人生感到绝望而投水自杀。他的一生经历了日本革命运动被镇压到日本战败这一大动荡的时代，日本评论家平野谦说：“太宰的死，可说是这种历史的伤痕所造成的”。
《斜阳》是太宰治对日本旧的贵族制度乃至即将崩溃的现存秩序所唱的一曲挽歌。从作品中我们看到母亲和弟弟这旧的两代人已经灭亡了。主人公数子则为了摆脱灭亡的命运而进行挣扎。然而，她所处的时代是战后初期的预废时代，颓废作家上原，便是这一时代的典型形象。数子的衷怨是靠上原为她输进世俗的血液而求得再生，这便是《斜阳》的主题。正如小说在第六章中，通过上原和数子的对话所示。上原，“可是，一切都晚了。已是黄昏。”数子：“不，是早晨。”在数子看来，斜阳过后清晨又会到来。斜阳不仅象征着没落，它同时顶示没落之后太阳还会重新升起。数子口里的“革命”一词，同太阳重新升起有着一定的联系。所以，她要引导将出生的孩子，迎接太阳的重新升起。不过，主人公数子的决心，毕竟只是决心，它最后能否实现，作家在这部小说中并未予以明确的说明。而且，小说发表后的第二年太宰洽满怀着对人世问的绝望，离开了这个也并不喜欢的世界。大宰治是战后日本文坛上红极一时的无赖派代表作家之一。无赖派文学以“堕落”为其主旨，颓废作家上原则使“堕落”进一步形象化，小说《斜阳》为女主人公指出的道路是向上原靠拢，因此数子所进行的挣扎带一定的垂死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