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电影人与白日梦 日期：2013-06-02 11:12:01
电影人与白日梦
作者：申维
《北京文学》编者按：他回家的路上心情很好，可是回到家中竟然生出一种寂寞，产生出虚无的感觉。生命到底该怎么样度过？他望着墙上挂的他从前画的油画《帆》，想起莱蒙托夫那首诗。他明白了，什么是“它既不是寻找幸福，也不是把幸福逃避！”这种幸福是澡堂子里的幸福、一种犬儒主义的人生观，而他选择了另一条人生的路。他是“而反叛逆的帆呼唤着风暴，仿佛在暴风雨中才有着安详！”
作者简介
申维，1964年生于古城扬州。1986年毕业于淮阴师范专科学校中文科。1987年开始文学创作，出版短篇小说集《活宝》，长篇小说《天堂狼吻》、《狼狈不堪的生活》、《爱情乞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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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演丁建城参加完荷兰鹿特丹的电影节，匆匆忙忙地赶回老家扬州。他母亲去世了。他的电影《纸》获得了本届电影节的评委会奖，可是，这种喜悦还没有让他兴奋太久，他就收到哥哥从扬州发来的急电，他母亲因心脏病突发走啦。他本想把这个奖献给他母亲，可是，他母亲走了，走得很匆忙，赶去会他的父亲。他父亲在他13岁那年走的，以至他不太能记得父亲的模样。在他母亲的追悼会上，他并不显出特别的悲伤，或者说，他没有让我们看出他的特别的悲伤。我想，这可能与他多年在外闯荡有关。艰苦环境磨炼了他的坚毅的性格，使他具有一种铁石的心肠。他已经不那么轻易地在外人面前流露自己的感情了。他的一举一动都是那样的节制，有板有眼，仿佛是早就设计好了的，像是他导演的电影中的一幕。
追悼会上，他碰见了他阔别多年的妻子小米。那天，小米穿着黑色的衣裳，脸上还蒙了黑纱。她的装束和哀悼的气氛相融洽，看上去哀哀怜怜，楚楚动人。他就觉得到了该彻底解决的时候，应该结束夫妻之间这种不人道的行为。所以，追悼会结束后，他正式向小米提出离婚，并说这是对双方负责任。小米站在火化场的台阶上，用手轻撩起面纱，表情冷漠，当场就答应，然后头也不回地上了一辆红色的出租车。
许多年前，他还是扬州市图书馆的一个小管理员。他站在图书馆的台阶上，像现在的样子向小米求爱。那天，小米穿了一件米红色的连衣裙，脸上蒙了一块白色的面纱。她也是这样撩起面纱，不过，那时的表情要比现在生动。那时的小米是跨上一辆飞鸽牌自行车，逐渐消失于他的视野。
他觉得这一切就像一块硬币的两个面。
他在蜀岗公墓买了一方墓穴，把父亲和母亲合葬在一处。" 人生只合扬州老，禅智山光好墓田".他们分离太久了。他在墓碑上刻上了他和女儿丁小兰的名字。从前，他对女儿的关爱由他母亲承担。他在外期间，他母亲每月拿出400 元工资补贴孙女，而现在，他得考虑怎样独自来承担母亲留下的这一块。他觉得自己欠母亲和女儿的确实太多。
当然，他也欠小米的，不过，法院在判决时会对此作做出一定的补偿。他对小米的内疚由于双方长期的冷漠而显得并不重要。譬如，所有的朋友打电话找他，小米只回答三个字，" 不知道，" 然后就搁了电话。这无形之中损害了他的形象。
他回了一趟从前的住处新生街五号。现在，这是一家卖水果的超市。他怎么也不能把这个水果超市与他记忆中的家联系在一道。他记得从前的新生街是扬州最繁华的一条街，青石板路面，沿街全是店铺。解放前，新生街五号是盐商的住宅，几进几出的大四合院，高高的门楼，齐膝高的石头门槛，拴马桩，石狮子，还有黑铁皮包裹的大门。门口有一口井，井壁上刻下深深的凹痕。院子的天井铺着大理石，两旁边摆满蜂窝煤和脚踏车。院子里拥挤着的十几家房客。
现在，他伫立故居前，只能用恍若隔世来形容。
小时候，他不爱讲话，很少发出声音，沉默着，好像他根本就不存在似的。他唯一爱好就是坐在石头门槛上看街上的行人。因为他太不显著，所以，新生街很少有人认识他。现在，只有北柳巷一个剃头匠认识他。从前，这个剃头匠每天在新生街、埂子街、参府街、南柳巷之间转，手里拎一只小木头箱。箱子里摆着剃头刀，肥皂，毛巾，梳子和小镜子。那时候，小孩子都怕剃头匠，怕刀子把头皮割破，所以，小孩子只要一见到剃头匠就四处逃避，而这时候，各家的大人就开始抓小孩子，抓住就送来剃头。
他是这群逃避的孩子中跑得最凶的。剃头匠说，丁建城的耳朵特别大，长着一对招风耳。剃头时，剃头匠喜欢用刀子碰一碰他的小耳朵边子。这时，他就吓得闭紧眼睛，牙齿颤抖得咯咯地响。剃头匠对他母亲说，你家这孩子胆小，长大了干不成事，但是，可以跟着我学剃头。他没法想象他挑着副剃头挑子是一副什么模样。
新生街是一条东西向的街。他走在街上，已经没有人能认出他来。那些旧日的景象突破眼前的格局凸现出来，模糊而又真切：绿杨旅社，糖果店，刻字社，校场浴室，煤球铺……他经过一家修钢笔的铺子，修笔人坐在门口，满头白发，眼睛夹着一块奇怪的镜片，工具架上摆着各式各样的钢笔。他看到了多年前完全相似的一幕，仿佛时间停止。他一打听才知道，从前的修笔人已经过世，现在的修笔人是从前修笔人的儿子。子承父业。父子俩的长相像是一个模子铸的。
青石板的凉气爽爽地印了上来，印在足板底上，感觉亲切而又熟悉，仿佛是二十年前，他光着脚板" 叭嗒、叭嗒" 地裸奔在石板路上。多少年来，他似乎就这样光着脚板跑了过来，一直跑到眼前。上学的路上，石板上积了雨后的渍水。他脱了鞋袜，趟水，那凉爽爽的感觉，现在也体会到了。
他想起娟子。娟子住在他家斜对门。娟子穿着花格子衬衫，一条宽松到膝盖的短裤。她坐在齿轮车上，两只脚板控制着车笼头。他就在后边推，低伏着，手掌搭在娟子的双肩，软软的。他光着脚板，跑在齿轮车后边，脚板底拍打着青石板。娟子回过头来，甜甜的一笑。小辫子甩来甩去。小巷里回荡着他们清脆、悦耳的笑声。
娟子的父亲是个高度近视眼，戴着副眼镜，镜片一圈一圈的，给他留下很深的印象。所以，后来他拍电影时，看到摄影机的镜头，就会想起娟子父亲的眼镜。新生街的人喊娟子的父亲叫大嘘子。大嘘子修脚踏车，手艺很好，当时，隔壁邮电局的车子全由大嘘子修。
娟子长得很漂亮，一条街的孩子都愿意和她在一块玩。娟子夏天通常躺在竹椅上，他和一群孩子围在她的周围。每天吃过晚饭，他就跑到娟子家。通常是在门口学两声猫叫，然后，眼睛套在门缝往里边瞧。娟子一家四口人正坐在灯下吃晚饭。这时候，娟子就会说，哪来的猫？然后走过来给他开门。
有一回，他在门口学猫叫，可是，屋子里竟然没有动静。他就套着门缝往里瞧，他看见娟子正在堂屋里洗澡。娟子站在澡盆里，面对着他，脸上还在笑。他吓坏了，猖狂跑回家，从此他再也不敢往娟子家跑。他后来碰见娟子总是躲得远远的，像是干了一件坏事。这是他第一次见到女人的裸体。
新生街头上，有一个小院子，院墙是用小树枝圈起来的，里边住着一个捡荒的老人。上学时，他经常看见这个老人在院子里叠纸。他从没有走进这个院子，而是伏在院子的篱笆外往里窥视。现在，这儿已经是一家发廊。门口站着一群花哩胡哨的浙江女人。
新生街的老住家们都记得26年前发生的一件事。那天早上，丁建城和哥哥坐在台阶上等父亲买菜回来。因为父亲回家时，总要给他和哥哥一人捎一根油条。他们等了很长时间，太阳已经照在北街的店铺，还没有看见父亲的影子，也没有看见菜篮子里的两根油条。他和哥哥失望了，这是父亲唯一的一次违约。
从那天早上，他就再也没有见到父亲。一天黄昏，从古运河里漂浮上来一具尸体。他和街坊们跑到渡江桥上看死人。桥上挤满了人，人山人海。他从人缝里挤到桥栏边上。他从桥上望下去，看见一团乌乌的东西伏在水面上，看不见脸。他觉得那个死人的身体像一个庞然大物，很不真实。后来，尸体被撑船人用竹杆打捞上岸。有人告诉他，那人是他父亲。他没有敢再看那人，而是独自跑到后街的一块空地里，伤心地哭了起来。他蹲在墙角，一直哭到天黑。
他母亲在新华书店当会计。文化局搞" 一打三反" 运动，把他母亲抽到红旗电影院查账。他母亲早上上班时，把他往电影院里一扔，晚上下班时，再把他从电影院里领出来。所以，那时候，他每天8 小时都在电影院里度过。
其实，他看的都是一些重复放的电影。《地雷战》，《地道战》，《小兵张嘎》，《宁死不屈》，《第八个是铜像》……现在，他都能记得影片的情节，对话，动作和表情……他重复看着这些影片，看得津津有味，从不厌倦。他对布幕上的画面，透明的胶片，光，黑白两色构造起的另一个世界充满好奇。
同一时期，60年代出生的那一拨人，王小帅也坐在电影院里，不过，他是逃票进的电影院。他有时翻墙头，有时从大人的两腿间钻进去。连云港的张元坐在港口的货包上，俯瞰码头上的露天电影。四川巫山县的章明爬在一棵树上，看着百米开外的一块小电影布幕，激动得流口水。娄晔得花上一角钱，才能走进苏州河畔的电影院。管虎在北京小西天的电影资料馆，蛰在墙角，瞪大眼睛望着投射在墙壁上的巴掌大的电影，望着剪接工手中的剪刀，还有剪下来的一节一节的废胶片……
第六代电影人最初接触电影，全是黑白片，同样，他们的处女作也都是黑白片。他们仿佛是在集体追忆自己的童年，或者说，实现着一种对童话世界的庄严的许诺。
除了对电影感兴趣，丁建城就喜欢电影院门口贴的海报。他经常呆在小阁楼上，看一个驼背画师画海报。很快，他得到了驼背的信任。驼背画完海报后，允许他拿画笔在纸上随便画。画门口的宣传画时，驼背爬到竹梯子上，仰着脸，脖子和身体勾成弓形。他站在板凳上，给驼背递画笔、纸、颜料桶。那会儿，他觉得很风光，很自豪，觉得一幅幅色彩鲜艳的宣传画是他和驼背共同的创造。他们画宣传画时，总有一群人围在四周，看驼背如何一笔一画的绘出一幅来。这样，他们就可以最先知道马上要放什么电影。驼背是他的启蒙老师。他对丁建城母亲说，你家孩子是个画画的料，你应该送他去学画。这样，他母亲就把他送到文化宫学画画。
他最初的理想并不是拍电影，而是能给电影院画海报。
在文化宫学画时，他结交了一帮画画的朋友。他们后来形成一个小圈子，像一个文化沙龙。他们经常骑车去乡下写生，或者找模特儿。本事大一点的能找到女孩子当模特，有的女模特后来就成了他们的妻子。当时模特的收费是每小时5 毛钱。他不是有本事的，又没钱，只能另外想办法。他经常去的地方是车站。因为车站的模特便宜。那时候经常有县城的人乘不上车，就在车站的长椅子上躺一夜。有人发现丁建城画他们，就说，不能画，我们付不起钱。他说，我画你们不仅不收你们钱，而且还要给你们钱。那些人就觉得很奇怪，说，你可不能骗人，只要不收钱，随便怎么画都行。
" 第六代" 绝大多数是画画的出身，而且多数是画油画的。譬如，章明，王小帅，管虎，张元等。他们在电影画面的处理上，是中国任何一代电影人都没法比的。
丁建城高中毕业后，分在荣光电池厂当工人。当时电池厂的工作环境极端恶劣，空气中飘舞着细微的粉状煤屑。一天活干下来，人的脸就像一个非洲黑人的脸，只露出两只通红的眼睛和雪白的牙齿。据说电池厂的工人都活不过五十岁。他怕得要命，见人就问，你们看我今天的脸色怎样？我会成为这个世界上死的最早的画家吗？
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开始了和电影的第一次亲密的接触。1988年，有一个电影摄制组来扬州。他们拍摄根据小说《好逑传》改编的电影《侠义风月传》。这部电影由两家单位合拍，有两个导演。片子拍到一半，两个导演因意见不合，分成两派。他们因为某个镜头，或人物的某个动作而争吵不休，最后，双方挥舞着用来做道具的刀子。空气里弥漫着一股火药味。形势有一触接发的危险。结果，一派人马撤回了。这时，摄制组就缺美工。恰好他有一个亲戚在电视台工作，与这个摄制组有交道，就推荐他来当美工。
他刚来时，紧张得像一只兔子。摄制组有第五代导演赫国强，影星丛珊，陈述等。这些都是从前在电影上看到的人物，而现在活生生地立在他的眼前，和他在一张桌子上吃工作餐，坐在一条板凳上聊天。他除了担任美工，还负责保管道具和服装。女演员来找他换服装，也不回避，侧过身子就在他跟前换起来。那些日子，他像喝醉酒，晕头转向。
有一回，剧组从上海调来辆轿车送胶片。他坐在前排，导演坐在后排，一边一个女演员。车子开到半途中，后边的一个女演员伸手过来，把车内的反光镜扳向车顶。等到了上海电影制片厂，他发现后边的车座上中间位置很正常，可两边都潮湿了一大块。这件事让他想了很久。这就是电影？
摄制组里有个美工叫甘少诚。他们喊他老甘。这是一个影视圈内的传奇人物。他给老甘当助手。老甘是北京人，块头很大，留着长发，喜欢穿牛仔裤。他教他把皮鞋油涂在刀鞘上，涂在油纸伞上，这样，刀和伞就做旧了，像是一个老古董。老甘没有其它的爱好，就是爱喝酒。他喝过酒，喜欢把酒瓶子往窗外一扔，动作很潇洒。老甘说，他母亲要是看见他这个样子就会心疼。他母亲会把啤酒瓶子一个个收集起来卖钱。有一回，他新买了一条牛仔裤。结果老甘拿起剪刀三下五除二，把他的牛仔裤的线给拆了，裤筒子上抽出毛边。他见一条新裤子变得毛拉拉的，心里难过了半天。其实，这是当时牛仔裤最时髦的穿法。
老甘睡觉喜欢脱光，北方人都这样。从前，西园宾馆的小姐收拾房间从不敲门。有一回，恰好碰上老甘光屁股上卫生间。女服务员大叫一声，跑走了。从此。西园宾馆的服务员才养成进屋先敲门的习惯。老甘洗的衣服不喜欢晾在绳子上晒，而是往树上一摊。这个习惯是插队时养成的。
老甘说他们在学校时分成了两派：红派和黑派。红派是家庭出身好，工人家庭。黑派是干部家庭和知识分子家庭。他们两派在学校时就武斗，后来插队在山沟子里还武斗，天天斗，最后没办法，只好把两派的人分开，分在两个不同的地方。知青回城，红派因为出身好，都走了，只剩他们这些黑派留了下来，没人管，没人问。冬天，天寒地冻。没有柴火取暖。他们只得十几个人挤在一个炕上。有一回下大雪，他们一连几天没东西吃，实在顶不住啦，只有昧着良心，晚上去老百姓家里偷鸡。他们把偷来的鸡，毛一拔，往雪水里一放，也没有佐料，就这样烧，烧个七成熟，就狼吞虎咽地撕咬起来。他们过的是原始人的生活。黑派吃了大苦，相约将来一定要有出息。他们一个个发愤读书，多数都考上大学。现在，混得都不错。相反，红派却没什么特别长进的。老甘回京城后，分在仓库当保管员。他利用业余时间学画画……
很快，电影摄制组走了。他与电影第一次亲密的接触暂告一个段落。他又回到现实中，回到荣光电池厂扬起的尘灰中，回到他画画的小圈子中。现在，他真的觉得自己的世界太小。他母亲不忍心他在电池厂，怕他将来患肺病，就去找他父亲的同事。有的同事当上了局长。他们很同情她，就将他调到了市图书馆工作。
在图书馆，他每天的任务就是在书架间走来走去，防止人偷书。当时，小米经常来看书。单位的同事就告诉他，说这个女的对他有好感。后来经同事介绍，他们就认识，恋爱，不久结婚，再不久就有了一个女儿。
他婚后的生活很平淡，与小米之间的关系也很正常。他们的不正常完全是因为他一念之间造成的。他的这个奇怪的念头产生在某天下班的时候。那天，他推着车子走在一群老头、老太中间。忽然，他在一个老者的脸上看见了自己。他惊诧万分，就觉得这就是明天的他。这些老头、老太在这儿工作了一辈子。他们的生活就是：从家里到图书馆，再从图书馆到家里，两点一线。一万个日子和一个日子有什么区别？永远是一种单调的重复。
他根据莱蒙托夫的诗《帆》画了一幅油画，并且把这幅画挂在卧室的墙上，这样，每天睡觉前，他就可以看着这幅画，提醒自己该做什么。
在淡蓝色的青雾蒙蒙的大海上
有一片孤帆在闪着白光
它去远方寻找什么？
它把什么遗弃在故乡？
风声急急，浪涛汹涌
桅杆弯着腰发出吱吱的喘息
啊，它既不是寻找幸福
也不是把幸福逃避！
帆下，水流比蓝天清亮
帆上，一线金色的阳光
而叛逆的帆呼唤着风暴
仿佛在暴风雨中才有着安详！
2
丁建城和小米的离婚最终闹上了法庭，这本不是他们愿意见到的结果。其实，在这之前，他们已经达成了协议。家庭财产归女方所有；男方一次性补偿女方青春损失费两万元；女儿归男方抚养，女方不承担任何生活费用……他们达成协议时，许多女方的长辈以公证人的身份出现。他舅舅是后来才从很远的乡下赶来的。舅舅认为这个协议偏袒了女方，好像是说丁家没人。他说，他这么些年在外，是该在法律上做出让步的。
按理说不该再有什么矛盾，可是，这时市报的一篇报道使事情节外生枝。市报在头版醒目的位置报道了他的电影《纸》在鹿特丹获奖的情况，并作了不必要的渲染。他们以地方宣传部门惯用的摘桃子的口气报道此事。此事在市民中引起的反响是：丁建城获奖意味着拿了美元，发了，拍电影的也可以发家致富。
小米在法庭作了如下的陈述：我们的婚姻多少年来，处在欺骗之中。当初，他离开扬州时对我说，他去北京学画，将来当画家，把我和孩子接到京城生活，这样，将来对孩子的发展有好处。事实上，他并没有学画，而是拍电影。（小米拿出一叠电影杂志和报纸，在空中晃了晃。）根据我掌握的材料，他参加了电影《头发乱了》，《巫山云雨》，《小山还家》的拍摄，还有中央电视台对张艺谋的《我的父亲母亲》，《图兰多》的拍摄。他拍了这么多的片子能没有钱？现在，说家庭财产归我所有，就是指家中的几件破桌子、破板凳吗？他对我说，他的艺术片电影《纸》虽然不挣钱，但是可以在国际上获奖，估计会获得导演奖。张元获导演奖得了五万美金，还得到法国文化部的赞助。（小米拿出扬州市报，晃晃。）现在，他的《纸》获奖了，是在我们夫妻末解除婚姻关系之前获奖的，那么，奖金应当算家庭共有财产。军功章上有你的一半，也有我的一半吧……
法官询问他，小米说的是否属实？他说，属实。法官就问他获奖的金额是多少？他说，没有。这时，法官显得不太高兴，以长辈的口气说，年轻人，不要做出点成绩就骄傲。
小米的辩护人，一个似乎很懂电影的女孩子，详细地报出第六代获奖的奖项和奖金数额。什么张元的《妈妈》，《北京杂种》，《儿子》，《回家过年》，王小帅的《冬春的日子》，娄晔的《周末情人》，《苏州河》等。这让丁建城很吃惊。他没想到电影的奖金额比电影本身更容易为民众所接受。
最后，小米建议法庭对他在北京的生活和电影获奖情况作一个系统全面的调查。法官们情感的天平偏向了小米，可以说，小米的这番演说赢得了包括他自己在内的所有人的同情。他的人品受到了普遍的怀疑。他所取得的成绩只是表明：他对他年轻的妻子太吝啬。他陷入了迷茫……
1989年夏天，他离开家时，对小米说了不仅仅是她在法庭上所提供的。他作了一个富有激情的演说。他说，银行信贷员高更就是这样告别妻子去巴黎学画，最终征服了巴黎；作家大仲马十五岁时扛一杆猎枪去的巴黎，最后也征服了这座城市。阿莫多瓦十六岁那年，离开家乡孤身一人前往马德里，心中只有一个明确的目标：到马德里去学习并拍摄电影。这说明什么？说明" 天生我才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
当初，甘少诚离开扬州时，曾留了一个他家的地址，是写在他和丁建城的一张合影相片的背面。老甘还对他说，他想学画就去北京找他。他有许多画家朋友。他一直把这张珍贵的相片放在随身携带的皮夹子里。他按照这个地址找到了老甘家。老甘家在北京宣武区的一条小巷子里，是一座古旧、宁静的四合院。有一个满头白发的老太太正在院子里捡煤球。老太太是甘少诚的母亲。
他就把与老甘的合影给老太太瞧。老太太说，甘少诚去深圳了，但是，他两年前留了一封信在家里，说如果有一个扬州的朋友来找他，就把这封信交给他。老太太在抽屉里翻了半天，终于翻出一封信。老甘在信中让他拿这封信去解放军艺术学院找他的一个哥们。这哥们从前和他在一道插队，是生死之交。晚上，老太太特地给他做了两大碗杂和面。
许多年来，他一直在寻找甘少诚。自从在扬州分手后，他们再也没有见面。有一次，他乘飞机去深圳，他旁边坐着一个在深圳搞装璜的。他就向那人打听老甘。那人说，他认识老甘。老甘在深圳搞雕塑，搞了个装璜公司，但是，现在公司倒闭了。老甘住在他的朋友那儿。他的朋友是开酒吧的。他问，老甘是不是还喜欢光屁股睡觉。那人说，正是，圈子里的人都知道他的这个习惯。而且还知道他喜欢把钱塞在棉花胎里，被子夹层里放的全是钱。他的钱从不存银行。
他们一直没见面，但是，有一种精神的东西沟通着。他经常在美术杂志上看见老甘的雕塑作品，总是与众不同，很有个性。有一天，一个电影圈内的朋友告诉他，老甘死了。原来老甘在香山附近搞了间工作室，有一次进城办事，因为急，他开的轿车超车，与迎面的一辆大货车相撞。据说，死得很惨，几乎成了一个肉饼。
他拿了老甘的信去军艺，并找到了老甘的哥们。那人就安排他在军艺旁听。他白天和军艺的同学一道上课，画画，晚上就睡在画室的工作台上。他必须每天早起，把睡觉的地方打扫干净。因为这个画室白天是教室。军艺享受国家补贴，生活标准不高，伙食费很低，所以，他的开销并不大。
军艺有一个模特叫董娜，大名鼎鼎。董娜是北京姑娘，身段很好，从前在中央美院当模特。有一回，美术馆搞画展，进门的位置就摆了一幅董娜的全裸画像。美院画画的都认出画得就是董娜。有人就叫董娜打官司，这就是中国首例侵犯肖像权的官司。董娜一下子轰动，成为一个家喻户晓的人物。
他开始画董娜时，董娜还穿着衣服。他就说，不怎么样吗？等到半个月后，开始画人体，老师一声令下，董娜就脱光了。他呆了。他从未见过如此美丽的人体：细长的脖子，丰满的乳房，细腰，纤腿，光滑的皮肤……有时，董娜裸着身子走到他跟前，看他画的画，提一些她的看法，说，左边的乳房画小了，大腿内侧画的不够饱满，所有的这一切，那么的自然。这就是艺术。
我们从他的电影里可以看见两次特殊的女性人体的接触所留下的痕迹。第一次，他是在门缝里看见娟子洗澡。第二次，董娜裸着身子站在他跟前与他自由自在地交谈。后来，他接受了安东尼奥尼的" 有节制的欲望" 的艺术观念。安东尼奥尼在电影《云上的日子》中是这样表达他的观念：女主角裸体躺在床上，男主角轻轻地抚摸她，手掌沿着女主角身体的曲线滑动，掌心始终与女主角的身体保持一寸的距离，有一种" 寸美".同样，我们在他的电影中，也看不见渲泄的性，只能看见朦胧的性意识，像河边的雾一般流动着。
丁建城电影的另一个特点，是沉默。沉默得叫人难以忍受。他电影中的主人公很少对白，只是用眼睛交流。那是一种朦胧不清，迷茫，惊惧的眼神，完全是他童年生活的翻版。他设法让你进入人物的内心，将你的视角引入深处，就像扬州城的一人巷，孤独，弯弯曲曲没有个尽头。
他在军艺学了一年油画，第二年，考上北京电影剧院学院摄影系。
北京电影学院的大门是抽象的立体雕塑：一根巨大的柱子插入两根交叉的柱子中间。这让他想了很久，这象征什么？王迪老师在课堂上说：" 性是艺术永恒的主题，所有的电影故事都是在重复叙述着男人与女人之间发生的事。" 那一刻，他终于明白，电影学院的大门就是一个性交动作，一个令人费解的插入。
电影学院还有一座石砌的小金字塔。学生们称之为爱情的坟墓。从电影学院毕业，为中国电影作出贡献的人的名字就会刻在坟墓上。有张艺谋，姜文，巩俐，陈凯歌，田壮壮等。所以，作为一个北京电影学院学生的最高梦想，就是将来名字能刻在这个坟墓上，仿佛为自己的灵魂找到安栖之所。当然，丁建城也不例外。
当时，以张艺谋为代表的" 第五代" 在国际电影界赢得了极大的声誉。《黄土地》，《红高粱》，《老井》，《本命年》，《孩子王》，《原野》，《菊豆》，《秋菊打官司》等等，捧回一个又一个国际大奖。这让他们这一批六十年代出生的电影人激动不已，好像国际大奖专门为中国人留着。
我们拿第六代与第五代作个比较，会发现第六代在生活阅历上无论如何都无法与第五代相比。第五代的许多人经历了" 文革" ，经历了上山下乡，经历了开放。但是，第六代也有自己的优势，他们在艺术上更细腻，更为系统地学习了西方的电影理论和技巧。从电影语言上来说，第六代应该是更成熟、更先锋和更前卫的。同样，更先锋、更前卫的东西，也是更远离大众的东西。
第五代的电影在国际上获奖，存在着一定的侥幸。当时，我们的西方同行对中国电影完全陌生，特别是民族化的东西，引起了他们的普遍兴趣和好奇，而第六代就难得多。他们搞的艺术电影完全是西方人的特长，班门弄斧，获奖就不容易。第六代既不易在国外获奖，也不为国内大众所认同。这就是第六代电影人异常艰苦的原因。
他留给同学们最深刻的印象就是艰苦。几乎没有什么人能像他那样生活艰苦。当时，学院食堂里最便宜的菜是大白菜，6 角钱一份。他每天中午一碗饭，半份白菜。他只去最北边的一个窗口买菜。因为那边有一个北方的小女孩，长得很清纯。她每回给他打菜都打的多多的，有时半份白菜和一份一样的多。现在，他回学院时，还是喜欢在最北边的窗口打菜，但那个女孩已经不在了。
他住最简陋的地方，每天吃半份白菜，平日里连公共汽车都舍不得坐，省吃俭用，可是，他买了一台16毫米的摄影机。阿莫多瓦当初在马德里替人家打工，买的是8 毫米的摄影机。他买的是一台前苏联的二手货，花了5 千元钱从中央电视台弄来的。这台摄影机后来成了他和他的同学的主要拍摄工具。
文学系93级的贾樟柯在《革命同志》中，这样评价他在学校的表现：" 那一年春天，电影学院开始正式流行后现代。学生们纷纷冒充痞子，假装学坏。他多少有些不适应，但他依然沉醉在拥有摄影机的巨大幸福中……" 贾还写道：" 因为我知道，在他拥有这台蒙上两床棉被也不能拍同期电影的摄影机时，他已经是一贫如洗，两手空空。但他说，现在好了，有了摄影机，可以大干一场电影革命……"
现在，同学间的信件得拿来为他在京城的表现作见证。
至今，他已经在京城闯荡了10多个年头。他过的是一个流浪汉，或者说外来民工的生活。我们已经无法确凿地统计出他搬过多少次家。他绝大多数是住在朋友那里，得到过许多朋友的帮助。他住在一切能住人的地方。譬如，旧仓库，工作室，车棚，教室，店铺，门面房等。因为北京的房租高，他大约只租过四五回房。
在电影学院时，他并没有住学生宿舍。因为他交不起昂贵的住宿费。他在麦钟桥附近租了一间房子。当时，麦钟桥附近还没有开发，景色很美。有农田，有一座小岛，四周环水。树都是笔直向上的胡杨，很像梭罗油画里的样子。在这儿，他感觉很好。当时，他是麦钟桥附近唯一画画的，后来，他走的时候，才来了一群画家。
房东是标准的北京农民。房东家的两个儿子每天一早踏三轮车往城里送菜。他们看见他画画，十分好奇，就请他替他们兄弟俩各画一张。他就让他们打了两个大木头框子，蒙上布，然后给兄弟俩各画了一张油画，有半人高。老大结婚时，把画挂在堂屋中央，自豪地告诉人，说是一个画家画的。邻居们都很羡慕。老二的画摆在卧室里，用一块塑料布蒙着，准备留着将来结婚时挂。
后来，他听说圆明园附近的房租便宜，就搬走了。他临走时，兄弟俩十分感激，不肯收他的房租。他想想觉得不妥，还是坚持给了房租。他看见那兄弟俩就好像看见老舍笔下的骆驼祥子。这俩个祥子踏三轮车，赚钱，娶媳妇，生儿育女，高兴时，还请他这个穷画家来家里吃杂和面。
作家申维在小说《圆明园》中这样描述：" 他住的地方与著名的圆明园画家村只隔了一条路。他住在一个大四合院内，秋天，院子里结满了柿子。房东剃着个板寸头，住在城里，说话口气很冲，每个月收房租时才来。院子里只有他和一个从东北来的少妇。他住的屋子没有炕，没有暖气，这样，他就得考虑过冬的问题……
秋天，郊区农民的院子里堆满了麦草。他就骑了车子去偏远的乡村，跟农民买麦草。农民问他要麦草干什么用？他说铺炕。农民说，不用买，只要你自行车能拖走多少就拖多少吧。这样，他就在地下铺了一层厚厚的麦草，上边再铺一层垫被。他就这样度过了北方寒冷的冬天。" 隔壁的少妇是一个有点儿文化的机关干部。她5 岁的儿子患了小儿麻痹症，无法站立，只能在地上爬。她们在附近的一家少儿康复医院接受治疗，就在这儿租了房。她们还从家里雇了一个16岁的小女孩来做保姆。他看见那个小孩来的时候是什么样，走的时候还是什么样。用他的眼光看是根本没有希望，简直就是把钱往水里扔，但是，那个少妇从不气馁，总是抱着一线的希望……"
圆明园的一个孤单的农家小四合院。男主角是一个大学生，生活贫困，早出晚归，每天走很远的路去上学。女主角是一个年轻的少妇，成熟，风姿绰约，寂寞，每天背着残疾的儿子去看病。残疾儿在影片中是道德，责任，沉重的象征。而那个十六岁的小女孩，清纯，美丽，象征着末来和男主人公白日梦……
伊朗的阿巴斯来拍会是这样：少妇爱上了学生，而学生又爱上了小女孩。这种爱朦胧而又真实，没有结果，含蓄中体现着东方的美。黑泽明估计会这样拍：少妇与学生发生性关系，后来，学生又与小女孩发生性关系，最后，少妇疯狂了，杀了小女孩，而学生又杀了少妇，那个残疾儿忽然恢复了行动，最后杀了学生……
真实情况是这样：他每天起大早，骑自行车往学校赶。因为学校有暖气。他要赶到学校去吃早饭，然后上课，观摩影片。他从学校回家已经很晚了，他没有炉子，这时，邻居的少妇会主动替他烧好一瓶开水等着他，几乎天天如此。如果他还没有吃晚饭，少妇就会拖他过去吃晚饭，给他热菜热汤。时间久了，他们之间仿佛有着一种默契，像是一家人。
有时，少妇会来他屋里坐一会儿，与他聊天。有一回，少妇和那个女孩子过来，而他屋里正放一张董娜的裸体像，有半人高，放在床边。他没来得及收起来。那个小女孩刚进屋时，因为光线暗，没看清画，还挺好奇的，等她看明白，脸通红，捂着脸跑出了门。而少妇却显得很从容，说：" 啊，全裸体，画得蛮像的。"
他从末见过少妇的丈夫。据说是个什么官，只是从家里往这儿寄钱。我们可以想象那个少妇的寂寞，除了每天领孩子看病，又能干什么呢？有时，孩子的病情总不见好转，少妇显得很烦躁，动不动就对小姑娘发脾气。而那个小姑娘似乎也厌倦了这样的生活。一个小姑娘远离家乡，连一个朋友都没有。
有一回，小姑娘穿了一条新牛仔裤，把那个小孩抱在腿上。他看见小姑娘的牛仔裤把肉绷得紧紧的，腿很美，有着优美的线条，可偏偏这时，小孩在小姑娘腿上撒了泡尿。小姑娘羞愧得满脸通红……
后来，那个少妇背着儿子回去了。医院说一个疗程结束，让她们第二年春天再来。他去火车站送她们，朦朦胧胧之间，有点儿难分难舍。少妇好像对他有点儿意思，而他又似乎对那个16岁的纯情的小女孩子有意思。他们之间谁也不点破，一直保存着这样一种朦胧的情绪。
多年后，他回忆起这段日子，总觉得感觉真好。虽说生活艰苦，可是，艰苦的生活中，人与人之间相互帮助，共同抗争，给生命增添了一丝暖色。
他还在牛街住了一些日子。牛街是北京的一个著名的回民聚居点。他的同学小白是个回民，家住在牛街。小白想拍摄一部反映回民生活的影片，拖他当摄影，用的是他那台16毫米的机子。小白说，他要想拍好这部片子，就要对回民的生活有一个感性认识。这样，他就住在了小白家里。
小白家里有五口人，只住了两间房。他是怎么安插下来呢？小白的父亲在一家商场值夜班，晚上不回来睡。他每天早上回来吃早饭，然后白天睡觉。这样，小白的妹妹和母亲睡一间房。小白兄弟俩和他睡另一间房。他睡在一张临时搭的钢丝床上。小白的弟弟在一家韩国人的公司。他每天回来都要骂一通韩国鬼子，说老板又拖他们加班，就那么一点儿工资。
小白的妹妹长得很漂亮。她在王府井的一家商场站柜台。她每天一早就得去挤公共汽车。小白家只有一面镜子，在他睡的房里。所以，每天早上小白的妹妹一定要过来梳头。她往往一边梳头，一边和他聊两句，这时，他总还睡在被窝里。女孩子大大方方地推门进来，慢慢地梳头，稍稍化装，问他睡得好吗？他睡在床上可以看见女孩的一个背影，曲线，长长的头发，这一切就像电影中的场景。每天早上，他都期盼着这一幕的出现。
他们把他看作是家里人。小白家的经济十分困难。据说，小白拍的《牛街》因为缺乏宣传，至今本钱还末收回。小白的弟弟妹妹都下岗了。现在，全家就靠他父亲一人值夜班来养活。他觉得这些普通人确实有许多感人的东西：善良，正直，贫困，乐于助人。
他第一次见到张元是1994年，在《广场》的首映式上。张元是第六代中最杰出的代表。那天，张元只邀了一些圈内的人。他和章明一道去的。张元个子很高，块头很大，长着一张娃娃脸。那副脸很像美术系同学都熟悉的著名的" 哭娃" 的脸。他的头发很有特点，一根一根像钢丝，环立在头上，而且是天生的。
《广场》用完全纪实的手法拍摄了天安门广场上所见所闻。天安门广场是共和国的心脏，祖国的象征。它代表了崇高，尊严，伟大和光荣。与以往电影的表述不同之处在于《广场》没有去表达这种人所共知的东西，而是拍摄了广场上的游客，小商小贩，甚至不放过人们随意吐痰，乱扔纸屑这些细节，这就揭示出崇高，尊严，伟大和光荣的背后，平凡中的真实。
张元刚出校门三个月，就导演了电影《妈妈》。影片根据戴晴的散文《弯弯的小白杨》改编，讲述了一个残疾儿母子的故事。这部影片形成了张元特有的纪实风格。张元在追求影象的同时，努力保持一种造型上的质朴，以避免过分刻意的风格化和唯美倾向。他1993年拍了《北京杂种》（获南特国际电影节大奖），后又拍了《儿子》，《东宫，西宫》，《回家过年》等。同一时期，王小帅用了极少的资金，花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完成了他第一部长片《冬春的日子》。影片的情节取材于他的朋友真实经历，并且由他的朋友担任了男女主角。影评人林旭东说：" 王小帅以无比的惆怅的抑郁，倾诉着主人公的情感失落和选择无奈。他实质上是在缅怀他本人的情感历程，完全地沉浸在自己这些年的挫折感中。"
何一导演了影片《悬恋》（《红豆》）。这是一部关于精神病患者的影片，全片笼罩在一层诡秘的色彩中。1994年又导演了《邮递员》。娄晔导演了《周末情人》，《苏州河》。总体上来说，第六代选择了一种完全游离于现行体制外的独立制作方式。总体风格是迄今为止中国出现的最具自我意识的一代电影人。
1992年，他快毕业的那年，管虎说他想自己拍一部片子。他知道丁建城在军艺学过油画，就请他做美工。管虎拍的电影叫《脏人》，讲了某少女从喧嚣的南方回到北京，考上了医学院，在胡同里，他见到了儿时的伙伴：一个警察和长头发的一个摇滚乐手，还有一些个体户等。管虎想通过主人公之间的感情纠葛，展示某种心绪不宁的焦灼和一种生存状态。
女主角是管虎的女朋友孔明。他们四处去寻找男主角摇滚青年的扮演者。先找了几位都不满意。他们决定去美院找。据说，平常美院的学生总是到不齐。有一天，画家汉君打来电话，说明天是美院校庆，估计学生可以到齐，而且全部聚集在操场上接受什么人检阅。第二天，他和管虎早早就赶去，终于找到了长发披肩，颇有风度的耿乐。
管虎为了拍好这部片子，忍痛割爱，让孔明和耿乐在一道体验感情。他要他们坐在一条板凳上吃饭，聊天，要他们黄昏时一道出去散步。挤公共汽车时，孔明得和耿乐挨在一道，仿佛管虎不存在似的。有一回，他们到青岛拍外景。原意是黄昏，在海边沙滩上，孔明与耿乐一道散步，并接了吻。可是，偏偏那天下起了雨，而且还刮风。管虎说，就在雨中拍吧，或许这样更浪漫。其中，有一个接吻的镜头。管虎喊，" 开始" ，孔明和耿乐接吻。可是，当他喊" 停" 的时候，风向转了。管虎喊了好几声，可是孔明和耿乐听不见，两人依旧胶在一块接吻。管虎气疯了，跑上前，硬将他们从中间推开，说" 重来！"
管虎让自己的心上人拍这个镜头，心里很难过，喝了酒就骂，耿乐，我要杀了你。可是，他为了电影又不得不作这样的牺牲。这种敬业精神确实感动了全剧组的人。大家干活不敢马虎，人家可是豁上恋人的啊！
管虎的《脏人》在电影局没通过，首先这个名字就有问题。那些日子，管虎见到一个人就求人家替自己的电影起个名字，起名字的事让他伤透脑筋。有一天，他从厕所出来，看见丁建城，求丁建城替他想个好名字。他看着管虎一副可怜相，拉里拉撒，头发全乱七八糟地竖在头上，就提醒他说，你头发乱了。管虎一怔，裤子都没系好，说名字有啦，就叫《头发乱了》。最后，这个名字通过了电影局的审查。《头发乱了》获得新浪潮奖。
章明是北京电影学院的教师。他的一个画画的同学做生意发了财，答应投资给他拍电影，但是，要求本子要好。开始，章明选了几个本子，他的同学都不满意。这个同学是很有艺术修养的。后来，章明看中了朱文的小说《我负责这桩案件》。朱文的小说是说，建筑工地旁边一个卖豆浆的妇女，她专门做建筑工人的生意。有一天，她被一个建筑工人强奸了，结果，这个妇女羞愧得自杀了。朱文小说中有这样的一句话：每天，这个妇女都看见身后的楼房往上长，一层一层地往上长。当这个楼房砌完工后，工人走了，这个妇女想必是也该走的，因为没有人来吃她的豆浆了。
其实，就是这样一句普普通通的话触动了章明。章明的老家在四川巫山县。他曾经在巫山县的师范学校里当过四年教师。这所学校在一座山上，从山顶可以看见山脚下的长江弯弯曲曲向东流去。他在学校的四年，一年只下一次山。爬山下山很难。现在，巫山县和他从前的学校都被标上了红线。因为长江三峡的建设，在不久的将来，江水将把这一切全淹没。红线清楚地说明某年水位将到什么地方。
朱文的小说中：楼房一层层砌高，而卖豆浆妇人的生命将一天天结束。现实中，长江水位一天天上升，而章明的家乡和他的童年的记忆都将淹没在水中。这种紧迫感是一致的。你在《巫山云雨》中会不断地看见几个扛着测量工具的人，就是在强调这种紧迫感。
《巫山云雨》的男主人公是信号台的信号工，女主人公是小城旅社的服务员。电影表达的主题是期待。" 男女主人公深陷于他们各自的琐碎、不相干的生活中，怀着对未来的焦灼、隐秘的期待。他们偶然的遭遇实际上变成了一场货真价实的爱情。"
女主角是90级表演系的钟萍，男主角是电影学院的张献民。电影的结尾，女主角要不断地用力抽打男主角耳光。张献民长这么大从没被人？过。仲萍也从末？过人。这个镜头特别难拍，拍了好几次都不成功。离拍摄地不远是个屠宰场，每天不时地有猪的嚎叫。我们在女主角？完男主角耳光之后，听见了猪的嚎叫。这是一种预料之外的效果。
《巫山云雨》获得了柏林电影节青年论坛奖，被认为是" 青年论坛迄今收到的最美丽的影片之一。" 这部电影的译名叫《在期待之中》。
1995年，电影学院93级的部分同学拍出了他们" 青年实验电影小组" 的第一部作品《小山回家》。这是部纪录风格极强，手法创新独特的实验性艺术片，描述了河南民工小山在春节回家前的一段心理轨迹。他落魄而又茫然地寻找留在北京的伙伴，想结伴回家，但最后，只有孤独地游荡在城市喧哗的街头。电影结尾，他让一个老理发师剪去了他的一头长发……
这部片子的导演是贾樟柯，丁建城以摄影师的身份鼎力合作。他的摄影风格强化了影片的实验性。《小山回家》获香港电影节一等奖。
最终促成丁建城独立制片的原因来自一件偶然事件。当时，电影学院美术系有一个老师X.他想独立制片，就借了丁建城的机子。他拖着丁建城和贾樟柯一道去他家乡的一家小医院，拍了一个村妇生养的全过程。据说，拍摄效果很好，特别是婴儿出生的镜头清晰。X 把拍好的胶片放在美术资料室。学生放假的前夕，胶片被人偷走了。X 的焦急也是可以理解的。他仿佛一下子蔫了，如霜打的茄子。他先怀疑学生，查无结果，后来，有人说，你应当怀疑你身边的人。这样，X 就怀疑上贾樟柯和丁建城，他对昔日的朋友进行威胁，利诱，跟踪和调查。X 甚至还与丁建城家乡扬州市公安局取得联系，调查丁建城是否有前科。
X 依仗他是电影学院老师的身份，扣压了他的摄影机，说丁建城不还胶片，就拿不到摄影机。他和贾樟柯找到了电影学院的领导，领导很重视，勒令X 还回了机子，但是，X 对机子进行了破坏，把镜头里弄上脏水。
这件事对他和贾樟柯刺激很大，被别人怀疑为小偷真的不是滋味。贾樟柯因为这件事的刺激，萌发出拍《小武》的想法。《小武》是从一个小偷的角度拍摄的。该片荣获柏林电影节大奖和釜山电影节新浪潮奖。丁建城与X 分手时说：" 从此我们不是朋友，看将来谁有出息。" 而X 因挨了领导批评，说：" 就怪你，谁让你不吭声。因为你不吭声，我才怀疑到你。"
他从小就是一个不吭声的人。现在，他吭声了，他就得为他的吭声负责。他开始筹划拍自己的电影《纸》，发誓要和X 比一比。现在，《纸》获得荷兰鹿特丹评委会奖。人生富有戏剧性，他和贾樟柯因为被人怀疑为小偷，而激发出斗志，竟然双双拍出了两部有特色的电影。《纸》是根据江苏作家苏童的小说改编。故事叙述了一个民间剪纸艺人，在" 文革" 时，靠撕大字报，卖废纸为生。老人的女儿小青多年前在河里淹死了，可是，多年后，一个少年在白日梦中经常与剪纸人的女儿小青相遇……这个故事让他想起小时候上学路上的那个神密的捡纸人；捡纸人与世隔绝的小院子；想起了他的邻居娟子，和娟子洗澡时裸露的身体；想起了军艺的模特董娜；想起了古老的大运河，河两岸雾气蒙胧；河面上漂来的尸体……
沉浸在白日梦中的他，开始拍另一个少年的白日梦，并试图让两个白日梦重叠。他花了很少的钱就买断了这部小说的电影改编权。他要找一个僻静的地方，好好地把小说改编成剧本。画家汉君告诉他，在铁道边上，一个叫小瓦窑的地方。那儿有一间空着的小木屋，没人居住，也没人管，闲置在那里。这样，他就搬进了这个不用花钱租的小木屋。
有一天，下大雪，他回来晚了。他走到小瓦窑时，迷了路。白天的一些识别标志全没有了。夜里十二点，他置身在大雪之中。他总是在小瓦窑这地方转圈，仿佛遇到鬼似的，他的内心陷入一种恐惧和焦灼。他一直转到天快亮时，才找到那个就快被大雪掩埋的孤零零的小木屋。歌词：我们朝前走着，雪在天上下着……
3
丁建城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理想主义者。我认识他时，他正在扬州拍《纸》，或许出于对电影这一行当的好奇，我就在扬州的竹西茶庄请摄制组全体品茗，结果使我大失所望。在我的想象中，电影摄制组是美女如云，才子佳人，生活放纵，风流浪漫。首先，剧组里并没有女的。唯一的女主角是一个空姐，要过些日子才能来。其次，他们只是一群学生，既不风流，也不倜傥，而且生活贫困，处事严谨。第三，我请他们喝工夫茶与请他们喝大碗茶是一样的效果。这也是我最心疼的地方。
他们似乎对扬州的小巷子特别有兴趣。我经常看见他们出没在扬州的小巷子里，扛着摄影机，把镜头对着广陵路赶早班的行人，对着淮海路上盖住路面的梧桐树，对着四合院里刷马桶的婆婆，对着早市做滋饭的和烤葱油饼的。那些烤葱油饼的把他们当作是电视台的了，拼命在摄影机前卖弄起娴熟的手艺。
他的镜头对着小巷墙头上的瓦楞草，对着" 一人巷" 两侧墙壁上的青苔，对着四合院里的桂花树，对着古运河和河岸背书包上学的孩子……他用他的镜头抒发着一种童年的情绪。当他的镜头对着小巷上空竹竿上晾起的女人的内裤和胸罩，这些东西就会颤动起来，发出叮叮当当的声音，仿佛在向他叙述小巷里发生过的那些陈年往事。
市文化局的官员似乎对他的做法不以为然，说，那么美的瘦西湖公园不拍，开发区的高楼大厦不拍，竟拍什么小巷子？扬剧团有许多好演员不邀请，竟邀了一个从没演过戏的运河边上捡废纸的老头，可见导演的品位不高。
摄制组成员大部分来自北京电影学院，都是自愿来参加拍摄的学生，没有报酬，甚至还要自己贴上一部分。扬州的义勇军也有一小部分，多是他少年时的朋友，或者出于对电影满腔热情。摄制组里的杨大师是东关街头上开照相馆的。他一年到头不出门，就像他家养的一只老花猫一样，可是为了拍电影，就把照相馆给关了。
据我所知，电影《纸》是花钱最少的一部片子。他花了两万块钱去长影厂买了几十卷过期的胶片。演职人员全是义务奉献。他们打地铺，吃大锅饭和方便面。电影采用黑白片与彩色片混合拍摄。譬如，电影叙述部分采用黑白，而少年的白日梦却用彩色。作者试图告诉观众，梦中的世界比现实更丰富，更有色彩。
我在鲁迅文学院上学时，恰好北京电影学院与鲁院联合办了个影视编剧班。他刚从坝上归来看我。当时，他们中央电视台刚在坝上拍完张艺谋的《我的父亲母亲》的纪录片。我们当晚在学校的食堂吃了点简单的饭菜。影视班的同学听说第六代导演来了，都很兴奋，可是，见我如此待客，一个个骂我太小气。有人送来油煎蛋，有人送来干咸鱼。
晚上，我们去大教室观摩他带来的张元的《儿子》。当时，有一个小孩正在看动画片。有人就要赶小孩走，被他止住。他说，我们拍的电影还不是为了这些小孩吗？这样，满教室的人都一道陪着那小孩看完动画片才开始看《儿子》。这是一个关于一家两代人酗酒的故事。电影完全是纪录片的风格，男女主角全由当事人扮演。
那天，他穿着一双布鞋，很晚了，几个同学陪着他走到十里屯去赶乘长龙车。女同学们说，真想不到，导演竟然不打的。有人甚至怀疑他是否真的是丁建城。
在扬州，有一天，我接到一个传呼，说丁建城约我去" 浇油".这个传呼让我百思不得其解，直到碰面才明白，原来是" 郊游" ，而不是" 浇油".电信台的小姐弄得清" 浇油、浇水" ，弄不清" 郊游".我说，你拍电影可以去迎合西方中产阶级情趣，但是发呼机应当考虑中国的国情。
我们郊游的目的地是长江边上的瓜州。他扛了杆汽枪，说他是神枪手，负责打鸟。我负责钓鱼。中午，再让他的朋友剁一斤猪肉。我们就吃飞禽、走兽和水产。这样水陆空就齐了。那天早晨下了一场雨，土路变得泥泞。我们把车子摆在大马路上，脱了鞋，拎在手上，往一个绿树环抱的小村庄走去。路的两旁是绿油油的水稻田。空气里有一股清新的气味。很远，我看见槐树底下有一个小人向我们用力挥动草帽。这个人套了一件黄背心，一个花裤头，光着脚板，个头矮小，皮肤黝黑，一副娃娃脸，给人一种单纯的农村青年样子。
他是这样介绍的。他说，革命青年小戴，电影《纸》的赞助人。那个小戴谦虚地笑着，笑容中颇有几分得意和几分腼腆。小戴领我们参观他奶奶的住宅。这是三间旧式平房，要比一般的房子矮小，灰砖青瓦。墙角落里堆着几条席子，一堆空汽水瓶和方便面纸。小戴说，这就是丁导曾经战斗过的地方。
他故地重游显得很兴奋，指着一口大铁锅说，摄制组的人喝水吃饭全赖着这口铁锅。他说屋子中间原来还拉了一根铁丝，用布帘子隔着，女的睡在东边，男的睡在西边。
我去小河塘里钓鱼。他和小戴去打鸟。那天早晨刚下了雨，河里涨水。因为下过雨，鱼不肯吃食。我挪了几个地方，也不见效果。钓了半天，只钓了一条两寸长的小鱼。远处的空气中，时常传来一两声枪响，声音清脆，像是鞭子抽打着空气。晌午时，他和小戴笑嘻嘻地走来。他把手背在后边，问我钓了几斤鱼？我说就一条，我拎起两寸长的鱼给他看。他一愣，说，就这么一点，看来只得吃飞禽了。他从身后拿出了一只小麻雀，拎在半空中，咧开大嘴笑。我们进小戴家时，小戴母亲，一个矮胖胖的女人，半个身子伏在一只木盆上，用力搓着衣服。她见了我们，站起来，把手上的肥皂沫甩进盆里。她看上去有点手足无措。小戴父亲正坐在院子里一张木凳上吸烟。这是个精瘦的矮个子，打着赤膊，上身晒成深棕色，看得清一根根肋骨。他只穿了一件蓝布裤头，看见我们进来，就站起来，往屋里走，只露出后背。他边走边骂：" 二流子，不务正业……"
我们一愣，就止了步，像是迎头浇了盆冷水。他拉我到院子外边。小戴憋红了脸，眼里含着泪，说，你们走了，我就找他算账。丁建城说，算什么账？他是你爸爸。我记得还有些方便面在你家。我们吃点方便面吧。小戴摊开手，说，不好意思。小戴进屋去拿方便面，骂声从院墙里钻出来……
我们向公路上走去。原来小戴在银行开车，因为帮他拍电影，把单位车开出来，免费为摄制组服务，结果把好好的工作弄丢了。摄制组刚来小戴家时，农村人好奇，礼节隆重，热情得让人不好意思，可是后来，小戴父母扒算盘一算，发现亏了，亏得一塌糊涂。
我们坐在一条大河边上，啃方便面。小戴问我能否帮他找一份工作，说如果他能找到工作，他父母对他的态度就会彻底改变的。我望着丁建城，意思是这件事他得负责任。丁建城说，《纸》马上要参加国外影展，如果获奖，他就在北京搞个电影工作室。小戴可以去开车。小戴听得眼睛放电，猛啃了两口方便面。
自从那次郊游后，我就再也没见到过小戴，但是，我接到过他的几个电话。他总是问《纸》在国外是否拿了奖？我的答复总是让他失望。后来电话就少了，再后来，我就把小戴这个人给记忘掉了。有一天，我骑车在马路上，听见有人喊我。有一群修路工人在往马路上浇油，把沥青浇到碎石子上。其中一人，头和四肢全蒙在牛仔布里，只露出乌黑的眼珠。他把手中浇油的喷管交给另一个工人，跑到我跟前，说，我是小戴，《纸》获奖了吗？可以这么说，没有什么人比这个农村青年小戴更关心《纸》的获奖了。
1999年秋天，我去北京参加图书发行会。我的长篇小说《狼狈不堪的生活》和《爱情乞丐》恰好上市。会间，我收到丁建城的电话，他让我赶去参加他的《纸》首映式。我赶到住在" 八一" 厂附近的导演周伟的住处，首映式就在他那间著名的20平米房子里举行。许多年轻的电影同行都赶来。北京电影学院的美国访问学者安格斯也来了。放映前，安格斯还对丁建城作了采访。他领我出门买菜。我记得他站在一个熟肉铺子前犹豫了好一会儿，咽了咽口水，说，我们请大家吃面条吧，吃得太好，会影响对电影的欣赏，会影响气氛。当然，他找到了一个恰当的借口。我想，更重要的是他没有钱请来宾奢侈地享用北京的熏烧肉。这就是他在北京的真实生活。
当然，导演的生活也并不是总这样灰色，譬如，他的韩国之行就有点儿浪漫。我们知道因为市报的节外生枝，他的离婚得拖上一两个月。这期间，按规定他哪儿也不能去，只能呆在家里，随时听候法院的传唤。他有一个摩托罗拉的数字机，号码压在了法官的玻璃台板底下。在这中间，他花了一周的时间，悄悄去了趟韩国。
他是受到韩国釜山电影节组委的邀请。我们所以保密这件事，是因为小米和法院的同志知道这件事，他们会更加不信任丁建城。你说你穷得叮叮??响，怎么一会儿美国，一会儿韩国呢？他的双程车票及住宿全由电影节组委会承担，但是，这种事情解释起来总是很麻烦的。他走的时候把传呼机放在我这儿，让我替他处理一些突发事件。一周后，他回来向我说了韩国之行的感受。他说，他乘的是东方航空公司的飞机，空姐给他的印象极差。因为前一天刚好是周末，空姐脸上的气色有一种纵欲过度的憔悴。他们机舱里的空调声音太响，空姐在舱内跑动，让乘客们很紧张，没有一种平稳的安全感。而韩国的空姐就不同，气色很好，说话温柔，给人一种东方女性健康的美。
电影节上，韩国最火的影片叫《美人》。影片的故事很简单：说了一个年轻的作家邂逅了一个年轻貌美的女子，两人天天作爱，后来，作家发现这个女子是黑社会老大的情人，就在沙滩上扼杀了这个女子。这部电影拍得像三级片似的，全是作爱的镜头，但是，画面极美，构图精巧。他们看完这部片子后，男女主角从幕后过来与观众见面，接受你的提问。这种感觉怪怪的。刚才还是女主角裸露着在你眼前作爱，现在，她衣冠楚楚，还略有些羞涩地站在你面前，与你交谈。余华，王朔，姜文也进去看了。余华很感触地说：" 真了不得，他在欧洲，那些看三级片的全是老头老太，而在韩国，剧场里坐的满满的青年女学生。"
在电影节上，韩国有一家《纸》的杂志对他很感兴趣。因为他的参展影片也叫《纸》。《纸》杂志专门派一个小姐陪着他。他们的英文都不好，不太容易交流。有一回乘车，那女孩子给了他一块糖。他剥了皮就放进嘴里，可过一会儿，他又不得不吐出来，因为还有一道糖纸没剥。那女孩子笑得人仰马翻。
他告诉我，《美人》的女主角叫李宣妗。她的身体简直是完美的。他们已初步谈妥，他下一部片子《障碍》由这个韩国女主角来演。《障碍》是根据江苏作家韩东的小说改编。我也告诉他一个好消息，法院的调查结果对他有利，看来，不久要硬判。他说，夫妻之间闹到由别人来硬判已经没有意思了，最好是协商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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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把女儿丁小兰送到了远在乡下的舅舅家。那天，他和小米在法院门口分手时，小米把女儿交到了他手上。小米说，我把你女儿交给你，如果女儿有什么三长两短，我和你拼命。她说拼命两字时露出了牙齿。当时，女儿显然不能习惯父母这种荒诞的交接仪式。她不知道为什么，父母就这样分开。她无力改变什么，只能接受。
丁小兰觉得今年是很不幸的一年，所有的不幸接踵而至。先是奶奶的去世，现在父母又分开，而她还得告别她的同学和老师，去一个陌生的地方读书。老师和同学都舍不得她走，几个要好的女生还哭了。他们说了她父母一大箩的坏话，只有她什么也没说。
今天是星期日，瘦西湖公园有许多游客。他们走过公园门口时，丁小兰向公园多看了几眼。因为她知道，去乡下就看不到公园了。他就决定领女儿进一趟公园。女儿说，爸爸，你没钱，就别乱花钱。丁小兰的话让他很感动。女儿很懂事，今年上四年级，每年都是" 三好生" ，从没要他操过心。
他把女儿放在舅舅家读书，决定过两周再来看她，看女儿在乡下是否适应。他回到家中，家里除了他，就再也没有别人。父母的遗像挂在墙上。女儿的一张黑白照片摆在他的床头柜上。他的内心疲惫极了。
有一天中午，他去附近的校场浴室洗澡，想泡一泡，放松一下。他见一个座位空着，就准备脱衣服。跑堂的拦住了他，说这个座位有人，是哲学家的。他好奇地望着跑堂，就把衣服脱在哲学家座位旁边的座上。据说古希腊的哲学家就是在澡堂里探讨哲学。
哲学家每天下午1 点半准时进澡堂。他进同一家澡堂，坐同一个座，时间久了，这个座位就成了哲学家的专座。今天，哲学家稍晚一点进来。他在池子里泡了几分钟，然后坐到内池边上，用毛巾的角探入木格内，沾上烫水烫脚。哲学家生得一脸福相：宽额头，大腮帮子，一笑嘴往两边咧开。虽说有些肥胖，但身上肉雪白，看得出很注意保养。
他想，哪有这样的哲学家？他曾听北大的哲学教授说：" 人不仅有生老病死的痛苦，而且还有思的痛苦，只有思想的痛苦才是最痛苦的。" 哲学教授还提问：" 做一头快乐的猪，还是做一个痛苦的思想者？" 他觉得是否会出现" 快乐的思想者和痛苦的猪" 这样的情形呢？因为哲学教授也不真的知道猪是痛苦还是快乐？" 子非猪，焉知猪不痛苦乎？"
他回到座位上，用毛巾把镜片上的水汽擦掉，戴上眼镜，盯着哲学家看。这时哲学家的形象比水池里的清晰了许多。他看出哲学家原来是他家的老邻居黄胖子，是穿棕绷床的。黄胖子的爷爷是穿棕绷床的好手，很出名。他爷爷过世后，这门手艺就传给了黄胖子。据说穿棕绳的手指很有力。他曾经看见黄胖子给人做弹弓，不用老虎钳，就凭手指头把铅丝扳成了弹弓。现在的人已经很少用棕床，都睡席梦思。这样，穿棕床的，箍桶的，弹棉花的，磨剪子、抢菜刀的等等，共同加入到淘汰的行列。黄胖子有点积蓄，就买了几处房子出租。有门面房，有住宅房。他就靠房租生活。他由一个手工业劳动者变成小生产资料的私有者。
黄胖子看见他坐在旁边，就很快乐，说有人说话了。他问丁建城，你不是在北京拍电影吗？怎么有空回家？他就诉说了母亲去世，离婚，送女儿下乡等等。黄胖子沉思良久，说了一句：做人难！
黄胖子说丁建城看上去很苍老，头发都白了，做人应当学会保养自己。他说他的生活极有规律，赌、吃、嫖、遥皆不沾边。黄胖子每天早上5 点钟起床，骑车子到瘦西湖后门口，把车子一锁，沿十里长堤跑步，跑到平山堂，跑一个来回；7 点，他去" 九如分座" 吃早点，喝早茶；9 点，在家中练毛笔字；中午来他母亲处吃午饭；下午1 点半，准时进澡堂子。他只有在澡堂里才睡得香。据说黄胖子每天下午去澡堂里睡觉是躲避下午的太阳。因为下午时太阳黑子活动频繁，紫外线会促使皮肤衰老。他随身带着一本书，从不看，书对他是一种饰品，让他与其它澡客区别开来，就像孔乙己的长衫，终不可脱去的。晚上8 点，出门散步，夜12点归。他散步线路很讲究，全是扬州的小巷子。没有特殊情况，他决不上大马路。他在小巷子里会碰见许多熟人，就拖住人家说话，或者跟在别人后边看热闹。这是他一天最开心的时候，笑哈哈的。黄胖子说校场浴室捶背的和捏脚的手艺不错，执意要请客。丁建城也不推辞。俩人并排伏在座位上，由捶背师傅" 噼噼叭叭" 地敲背。他问黄胖子结婚了吗？黄胖子说哲学家是不结婚的，比如康德，尼采。他说，食色，性也。你不结婚不想女人吗？黄胖子说，不想就不想了，说从前有个寡妇想男人，老和尚让她夜里把铜钱扔进床肚里，然后一枚一枚地捡，这样，寡妇就不再想男人。他练毛笔字可不是想当书法家，就是为了不想女人。黄胖子还讲了个谈对象的故事：黄胖子的同学执意要给他介绍对象。他回不过面子，就去和女的见面。那女的是个老板，40多岁，离婚的，前夫是农药厂厂长。他们见面的那天，女的长发飘飘，骑一辆大踏板，还刻意打扮了一番，穿黑色的落地长裙，里边是白裤头子，多远就能看见。那女的对黄胖子的长相很满意，宽面大耳，天庭饱满。女的唯一不满意的是他穿的鞋子。她要他穿皮鞋，别穿黄帆布的军球鞋。黄胖子总共与那女的见过三次面，都是喝咖啡。女的说她有一个饭店，忙不过来。如果他们结婚，就把饭店交给他管。女的还说他前夫怎么了得，是当今市长的红人。黄胖子就说，" 世事都因忙中错，好人半从苦里来。" 并问女的，这诗是谁写的？女的说不晓得。黄胖子就说是曾国藩写的。他又问女的，知道曾国藩吗？女的说不知道。黄胖子说，你连曾国藩都不知道，还有什么自豪的。黄胖子站起来就走。后来，女的跑到他同学跟前告状，说他们见过三次面，都是离得远远的。
黄胖子找对象的故事让他很开心。那俩个捶背的师傅敲得起兴，敲得节奏抑扬顿挫，高低起伏。他只觉得胸中一股郁闷之气，沿着经脉向四肢扩散，随着声音消散在空气中。
黄胖子说，中国文化的精髓是儒、释、道，三位一体。佛教说四大皆空：贪、痴、嗔、颠。丁建城如此痴迷于电影，犯了" 贪" 和" 痴" 的错。电影都是说男男女女的事，当然，世界如佛教所说的是色界，凡人难以解脱，但是，这种色界不过是一种虚幻吧。生活的真谛是一个" 无" 字。丁建城所做的不过是一种自寻烦恼。
黄胖子的话让他很迷茫。他想，这么多年来他所做的一切，只是为了不甘寂寞，不想平平淡淡地度过一生，想干一番轰轰烈烈的事情，可是现在，寂寞而又平平淡淡的生活却成了一种奢求，可望而不可及的东西。难道说，这一切都是庸人自扰？
回家的路上，他心情很好，脚步轻松，可是回到家中，竟然生出一种寂寞，产生出虚无的感觉。他所做的这一切是傻瓜吗？生命倒底该怎么样度过？生命仅仅是一种生理现象？他望着墙上挂的他从前画的油画《帆》，想起莱蒙托夫那首诗。现在，他明白了，什么是" 它既不是寻找幸福，也不是把幸福逃避！" 这种" 幸福" 是澡堂子里的幸福，一种犬儒主义的人生观，而他选择了另一条人生的路。他是" 而叛逆的帆呼唤着风暴，仿佛在暴风雨中才有着安详！"
他明白我们的文化中有一种很可怕的东西，那就是从澡堂子里滋生的病菌。虚无主义和实用主义正侵蚀着我们民族的肌体，贪图安乐，享受，缺乏冒险精神和牺牲精神，乌龟哲学，犬儒主义……
学校开学后不久，他抽空去乡下看女儿。他带了几瓶扬州酱菜，捎给舅舅舅母。虽然他和女儿才分手几天，可女儿已经变成一个彻头彻尾的农村女孩。她和那些农村孩子一道，每天早上很早起床，走五六里的路，去一个乡村小学念书，有时很晚才能回家。
那天恰好是星期天，他问女儿有什么要求？女儿说，想到书店去看看书。这样，他就借了辆自行车，驮着女儿，骑了30多里地，来到如东县城最大的一家新华书店。女儿呆在书店里看书。他逛了逛小县城，理了发，等他回来时，看见女儿已经站累了。她一直是站着看书的。他就给女儿找了一张小凳子，让女儿坐着看。父女俩在书店里呆到下午3 点。他说，可以给女儿买一本书，结果女儿挑了一本便宜的，有彩图的《安徒生童话》。
父女俩出门找饭店吃饭。女儿说，爸爸，我买了书，你又没钱，不吃吧，我们回家再吃，外边吃饭贵。他说，饭是要吃的，我们可以吃简单些。他们找了几家饭店，后来终于找到一家满意的，吃了份饭，3 元钱一份，饭尽吃，还有一汤一菜。和他们一道吃饭的是附近的拖板车的民工。民工们看他文质彬彬的样子，知道是个读书人，就很敬畏地看他们父女。
他离开乡下时，关照丁小兰，要和农村同学搞好团结，不要想到自己是城里人，不要显得特殊。他说，如果他在北京站稳脚，就来接她。这句话让他觉得有点忧伤，因为10多年前，他离家去北京闯荡时，也是这样对家里人说的。
后来，他在扬州还呆了一些日子，和搞摄影的杨大师在一道。他离开扬州前去了一趟新生街，因为他听说城市西迁，有许多老建筑不久将要拆除。他和杨大师拿着摄相机，四处照照，生怕漏掉什么。有一回，有人看见他脱光了鞋，（下转第68页）（上接57页）走在新生街的石板路上，" 叭嗒叭嗒" 走着，走了好几个来回。
再后来，他去了北京，还把那个从不出家门的杨大师也带去了。不久，我收到他寄来的一封信
作家：你好！
今寄韩国女孩子的电子信箱给你，你可以写信给她，请她从汉城把我和她的合影照片寄来。你就可以看到韩国美人了。
星期天小雨，我们在南京见了几个制片人，约好我导演一部环境电影。我和杨大师有了小酒小菜一顿，喝得大师小脸泛红。夜晚乘70元票价的火车北上，挤在民工群中，思想心中的艺术世界。到达北京的第一天下了一场雪，我和杨大师在五棵松摄影材料城转了一圈，到总政大院我的剪接工作室吃晚饭，房里没有暖气，做了一大锅大白菜招待大师。我和大师尝到北国粗饭的愉快，两人的菜饭一起共1.50元。
今天看望几位热爱电影的艺术家，住在香山脚下老北京四合院里，长着小红树的院子，白菜涮起羊肉，电影就这样聊起来，看来搞电影是非常愉快的事情。
寒冷的京城，很多艺术家在奋斗着，生存着，活着。杨大师这几天跟我走访了一些哥们，常常是小酒小菜一顿。杨大师睁大眼睛，静静地听着电影的对话，有点不想回扬州……
2000年11月16日2 时
（全文完）
（转自《北京文学》2001年第六期）